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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揭发批判，再责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大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我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小组会的批判记录和我的这篇检查，都作为罪证装在我的档案里，我的这篇检查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四页，前三页收在《一纸苍凉》里，最后一页现在也在丽江保存的这册档案里发现了。

一位评论家看了这些材料后写道：“读到这里，人们怎能不为之悚然？从这个小小的荒诞剧，大致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对于不曾在那个环境里生活过的人，当然是不能真切体验和想象得到的。所以当你们研究或评论这段历史时，请对这些受尽苦难的人给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讥笑他们的软弱和屈从，责难他们的无所作为。”（丹晨：《为了明天——关于杜高的〈又见昨天〉》）

这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使我深受感动的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

经过了长期的囚禁、摧残和折磨，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有尊严的人，终于被扭曲、虐杀，被可怕的政治车轮碾成碎片。在我的档案中，人们读到最多的文字，是长篇累牍地“向毛主席请罪”“求毛主席宽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这一类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说的“匍匐在改造者的脚下，辱骂自己，表示悔改，颂谀天王圣明，感激领袖隆恩”的奴隶式的表白。这些文字是个人迷信时代的产物，只有当我发誓做一个奴隶，才赐给了我那张解除劳教的批示表。

我说过，经过了十二年高墙电网下的强制改造，我已经不再是“我”。我从一个生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世故的人，一个学会了应付周围环境的人，一个没有表情的人，一个被贫穷折磨得衰老的人，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压抑着情感的人，一个虚假的人”。（《又见昨天》193页）

在当权者看来，这也许就是思想改造的“胜利”；而对于一个人，则是自我的彻底毁灭。

一个历史时代的本质就是这样决定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我不是五十五万个右派中遭遇最惨的人，比我悲惨的人何止千万，他们的档案都被烧光了吗？我们应该寻找更多的“历史的证词”，把它们留给后代。

五十年后的今天，历史的天空仍在回响着五十年前有识之士呼喊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声音，只是今天的民主理念和诉求更具有现代形态。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理应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深刻反思历史，推动中国向民主化的方向更快地进步。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缺乏忏悔理性，中国的政治家们向来把忏悔看成耻辱，缺乏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的勇气，他们决不肯向受害者道歉。由此更显示出今天这个研讨会的意义，希望它对中国的历史反思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又见昨天》出版后，一位很有见地的女作家张抗抗写了一篇文章，她在文末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尤其让我们警觉：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她说得多么好啊，请允许我借用她的这段话结束我的发言。

谢谢各位。

（2007年6月29日在一次关于“中国当代

知识分子的命运研讨会”上的发言）

失败的“剧本创作室”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也是一个唤起人们历史记忆和促使人们沉入历史反思的日子。在这六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两个不同命运的三十年。没有前一个三十年的灾难和痛苦，也就不会有第二个三十年的觉醒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该相信，历史的记忆往往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忘却则意味着倒退。

记得在1953年初，文化部决定成立一个剧本创作室，将所属的几个剧院的剧作家集中起来，加强对戏剧创作的领导。这个创作室以原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人员为核心，再加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和其他单位调来的几位创作干部。戏剧学院创作室人员最多，力量最强，大多是从延安和老区来的党员作家，主要成员有：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刘沧浪、鲁煤、乔羽、张篷、李悦之、王命夫、黄悌、李建庆、杨哲民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的成员则有李之华、路翎、汪明、李维时、杜高；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调来的是在延安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