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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思想已经迟了，因为进来的学生们已经被中考、高考这些考试制度扭曲了，应当到中学生里讲鲁迅。他就到南京师大附中开课，为了适应中学生的处境和理解力，他精心设计了讲义，比如从鲁迅和周海婴的关系讲起，讲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这是困扰中学生的重要问题。他发现，这样讲效果很好，学生们爱听，课堂很活跃。但是有一天，学生告诉他说：“钱老师，你讲的很好，我们爱听，但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要考大学，我们愿意先考上北大，再去听你讲课。”

几个月前，“我们文学社”庆祝建社十周年，请老钱来座谈。老钱笑哈哈地给我们讲他“文革”时候的事，念他当年写的豪情而可乐的诗篇，依然是童心未泯。不过偶尔他的脸上也会闪过一丝自嘲和感伤。他对中学生也不抱希望，他说：“假如说我自己做事情的热情和努力是一百分，我所产生的效果却很小很小，我的贡献只有零点零零几，小数点后面几位。不过没关系，我对自己说，好歹是个正数，正贡献，只要是正数就行……”老钱又呵呵一笑，眉眼挤成一线。

年青一辈的学生或许觉得老钱已经落后于时代，理想和抱负如堂吉诃德般可笑。我觉得老钱做了什么都不重要，我所认识的老师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老钱的独一无二的特性：集顽童和长者于一身，对年青人永远是支持，是鼓励，是同情，无论年青人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多么轻狂，多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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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骏：纪念与反思（2）

不理智乎？一种一以贯之的风格就是理智。

那天聚会后老钱和我们一道吃晚饭，聊天后送老钱走，老钱不辨方向了，问该朝哪个方向打车。我们送老钱上出租车，忽然觉得老钱颤巍巍地，老了。车走后，主持聚会的胡少卿一拍脑袋，嘿嘿一笑：“哎呀，忘了给老钱付打车钱了。”

朱青生和老钱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年龄上要晚一辈，身材高大挺拔，步伐敏捷。戴自制的大黑框眼镜，手腕上一块简易电子表。他有着很高的理智天赋，听过他课的人会深深地感受到理性的魅力。他教艺术史，每次课都如同讲演，展开丰富的架构，若干条线索穿行，而自始至终他都不会有丝毫的散漫和迷失，这种严格的控制力我没有在其他老师身上见过。

老朱1987年从中央美院调来北大，1990年去德国海德堡大学读艺术史，1995年回国。在海德堡期间，为了练习德语并提高思维，他每天六点钟起床，读两个小时哲学。给他上课的德国教授时常带一块巧克力，在班上提问逻辑问题，谁答对了就得巧克力，巧克力每每被老朱吃到。老朱笑言：“他问的问题只有两三层逻辑，我研究过佛经，其中的逻辑层次细到有十几层，你想想我得他的巧克力是不是小菜一碟。”老朱离开北大时对送他出去的老师说：“我五年后回国。”五年后他果真信守诺言，在离开的日子回来了。

我晚一年进北大，没有见到1995年的老朱，据说他当时上课，穿轻便的西装，胸口上别一朵小花，把课堂上学艺术的女孩们迷得要死。我也见识了很多老朱的趣事，有一次课堂上一位同学起身离开，快走出去的时候老朱叫住他，“同学，你能把离开的理由告诉我吗？”被问的人张口结舌。老朱在考试上也别出心裁：“你们有的同学如果实在很厌烦考试，想不考试就拿到学分，也不是没有可能，你写封信给我论证你不能考试的理由，我可以考虑。”过圣诞节时，老朱送班上的同学每人一张自制贺卡，上面写着：“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这后来成了他一本书的名字，书名之长冠绝古今。

老朱做现代艺术，做到了儿子身上，他给儿子起名朱元璋。老朱曾经给桂林市长写信要求在桂林山水中挑一座小山漆成红色，以质疑绿色环保观念。老朱说：“绿水青波之上出现一座红色的小山，其实也很美是不是？”有反对者说，用油漆漆山会把山上的生物比如蚂蚁杀死，老朱真漆了一座巨石，长期守望，拍下了昆虫在红石头上聚居交爱的录像和照片。又有反对者说，油漆散发有毒气体，会污染环境。老朱回答说，你们家里的碗橱都是用油漆漆的，也没有看见谁被毒死。

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元旦，老朱把我们艺术协会一帮人邀到体育大学附近的一个农家院，这是他租下做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在这个院子里给我们讲了三天课，陈明艺术的种种问题，谈了七个专题，最后谈到人生的寂灭。大家都很兴奋，一个个听得醺醺然，渴了喝喝茶，饿了煮点粥，困了就横七竖八地打地铺。非常难忘的三天，魏晋风流，其如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