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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至少比我的讲述要少得多。再后来，我发现除了第一天的兴奋和激越，第二天醒来时的惊愕、茫然和微笑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是我能够确定的了。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最后一位同屋走的时候，我去送过他——当我写下“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时，我忽然觉得我好象是想去送他又怕伤感，而并没去送他，我是在宿舍还有人的时候主动独自离开了宿舍，等我回来时宿舍才真正剩了我一个人，而当我这么觉得的时候，头脑中却偏偏出现了送走最后一位同屋回北大时一路上的阳光。显然，那短暂的十几天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迷局，一段只堪缅怀、不可讲述的往事。这个迷局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

从1984年到1996年我每天都记日记！

我敢保证这个事实和天空的行云、大地的流水一样真实。

我同样敢保证，二十年来我从未翻阅过那十几天的日记。

但是，我不敢保证我永远不去翻阅那一段日记——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

然而，不翻阅，是一个更大的诱惑。

2008，1，5

清平，本名王清平，1962年3月出生于苏州市。北大中文系1983级文学专业。1987年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至今。著有诗集《一类人》。

侯桂新：底气（1）

一

十八岁，出门远行。

1995年金秋的一天，我背负行李，一边是铺盖，一边是皮箱，一半是兴奋，一半是忐忑，“心里颇不宁静”，仿佛朝圣一般，去追寻自己的梦。

从一个偏僻的山村，鲤鱼跳龙门，一下子来到京城。这一跳的幅度太大了，其间的落差，需要不少时日才能消化。从仰望到融入，其间有一条漫漫长路。

走出北京站，熙熙攘攘。嘈杂的广场上，到处散落着人群，无数小商贩在其中不住穿行。那时的北京，喧嚣浮躁而充满生机，貌似无序中，要比现在多几分乡土气息。

从火车站到学校的路程是漫长的。103路电车在市中心左弯右拐，到了终点站动物园后，再换乘332路公共汽车，在狭窄的望不到头的白颐路上颠簸。路的两边是整齐粗壮的大杨树，骑车的行人遇见大车，几乎没有容身的空间，只能往树底下闪避。1995年的中关村还是偏僻的郊区，除了刚刚兴起的电子一条街，似乎和市场经济、现代商务等沾不上边。随着离学校越来越近，我脑海中一些不着边际的想像受到了冲击。原本以为北大会处在北京的中心，不管是地理、政治还是学术文化方面；现在看路旁的景观，甚至有马车在缓缓行走，真疑心是到了另一个乡下。

直到下车，找到了南门，抬头望见毛泽东题写的校名，一切想像才慢慢找到了附着的载体。校门并不高大雄伟，向里边看去，水泥道路两边的建筑也都灰灰的，古色古香中显出几分简朴。迎面走来的学生，衣着大多并不鲜艳，却都带着怡然自得的神情。

我终于踏进了校门。那一刻，伴随着心跳来临，我成了北大人。虽然，北大人的身份不是一夜获得的，北大人的意识更需长年累月的积淀。七年间，在北大吸收消化的一切，一点一滴融入自己的血液。七年后，我走出校门，犹自频频回顾，蓦然发觉，作为一名北大人，这一身份的内涵仍在生成当中。

二

在报到的过程中，我遭遇到两次意外。一是办完注册手续，在大礼堂参加完开学典礼，出门后突然发现录取通知书丢了，惊出一身冷汗。还好，后来从没有被要求出示过这一“入场券”，只是遗失了一件颇为珍贵的纪念品，未免遗憾。二是报到时听到消息，一年级的文科新生都要去昌平园分校呆上一年。海淀已经够僻远了，何况闻所未闻的昌平？在昌平读书，能算北大人么？心凉了一截。偏偏天空又不时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应和着某种类似被遗弃的情怀。

多年之后，对当年被“发配”外县已不再耿耿于怀，对于其间得失亦能较理性地看待。昌平园是一个有点孤立封闭，却又生机勃勃的小园子。出得园门，方圆一里之内不见人烟。有人戏称我们在此度过的一年是高四生活。这是从清苦奋进的高三生活向斑斓多姿的大学校园生活的一个过渡。当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大学生活被延迟了一年，也就相当于提前一年结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亏了？还是同时也获得了某种缓冲和保护？外面的世界太精彩，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去尽情拥抱吗？我当然不会忘却，在昌平园的一年，每逢约上同学“进城”观光，在燕园的湖光塔影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