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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胡并将她捅死在沙发上。

谢在内心深处绝望地哀号了，只有谢知道胡曾拷过他一个电话，但这个电话被他轻意地扔掉了。假如他能及时赶到的话，或许会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或许不至于使得胡魂归西天，胡是他的妻子，虽说他不爱胡，但毕竟是他妻子。现在他成了这个凶杀事件最大的“同谋犯”，是他和歹徒们一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谢无法也不能向任何人讲起有过这个电话，甚至自己的母亲也不能讲。但这个电话追逐着他，他内心的黑暗追逐着他。每到黑夜降临独自一人时，他便忍受不了这种来自内心的折磨，除了逃亡，除了让新生活压倒内心黑暗，他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在结束了梅与谢的故事之后，也许还可以提及一个神秘的自杀事件，作为对1988年出国大潮的另外一种阐释。

1988年12月23日，上海市民之一的吴在头等舱留下了一口装有五万人民币的皮箱、一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一张写有〃没有什么原因，我只是厌倦了〃的信纸，跳海自杀了。

四五年前，吴在这座城市里还不值一提。那时，作为一个助理工程师，在本专业上他连续多年保持了零纪录，创造了有关无能的小小奇迹；作为上海市长宁区的一个公民，他个人全部的存款只有27元6角8分，达到了〃超级无产阶级〃的水平，为了摆脱困境、走出低谷，吴去南方特区玩自己命运的〃轮盘赌〃。

一个偶然机遇，吴结识了M国B公司的总经理，吴想也没想便向B公司表示了宁死不屈的忠心，不仅仅因为B公司是M国最负盛名的公司之一，还因为B公司能够给予吴大把大把最坚挺的硬通货。B公司有所保留地录用了吴，〃中国通〃的总经理知道吴不过是一个英文语无伦次、专业知识相当亏损的角色，但问题在于吴拥有一个曾在四十年代的青纱帐中神出鬼没的父亲，这父亲在大陆中国二十四级等级表上占据了第十二级台阶，而今虽已垂垂老矣，却在大江南北有的是同辈门生战友部下朋友亲信幕僚随从，他们如今都功成名就、德高望重、身居高位，既有办法搞到批件也有办法订到任何航班的飞机票，对在中国推销电子产品的B公司，这可是太重要、太太重要了！

吴就这样成了M国B公司在上海的“首代”，随后，吴死心塌地地通过全部关系网将B公司的电子元器件覆盖在960万平方公里上，与此同时，他的薪水和佣金也以〃深圳〃速度向前推进。没有人可以对吴的财产作出精确估计，保守点揣测是60万，大胆点认为是100万。

1988年的年底吴荣归上海。在“友谊酒家”吴以一千元一桌的代价款待他亲朋好友。酒宴上，吴夸夸其谈，声称一个中产阶级即将诞生，而他将率先进入这个挺够意思的阶级。吴还说他想在上海西郊购置一幢别墅，他说，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去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新西兰的家伙：说到底，他们只是一些扒分高手，一群没有生意经的无头苍蝇。

吴的感觉良好，吴没有理由与这个世界诀别，这世界不就是属于像吴这种快速成长的阔佬吗？

但吴从轮船的甲板上跳下了大海，三个老人目睹了这一悲剧，他们阻止不了也无法阻止。

刑事警察和一切关心吴的人都在推敲吴的字条和那背后的问题：吴为什么要拒绝这个色彩斑驳的社会？吴遭到了什么压力以致完全屈从于死亡？吴的自杀仅仅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还是背后另有巨大的隐情？

有人指出吴在童年时期的深刻不幸。当母亲将他带到另外一个父亲的家庭中，他始终缺乏在那个家庭中的温暖、关怀与热爱，他无人可以交谈，经常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但这种追根溯源式的推理缺乏必要根据，吴不早就离开了这个家庭并有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么？那遥远的阴暗年代和凄凉生活真的会如此强烈地刺激吴的厌世心理吗？

太阳底下的逃亡（5）

也有人谈到这个事实：在跳海前的那些日子里，吴总是被一只异性电话所骚扰，他脸色苍白，显得惊慌失措。但这种解释也更多地停留在想像的层面上，没有人听说过吴有什么浪漫史，其貌不扬的吴看起来也不像寻花问柳的汉子，除了他像貌平平的妻子，吴干瘪的胸脯从来都不可能成为渴望感情归岸的女人们的幸福港湾。

又有人猜测吴可能在生意上蚀了本，或者赌输了钱，如此等等等等，但猜测毕竟是猜测，它既产生不了结论也无助于结论的产生。没有答案，神秘死去的吴让人找不到答案，也许他的死亡有着一千个原因，也许只有一个原因，也许根本没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