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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原因，信中未见说明。高宗武到汉口后有何活动，也不得而知。但是，到了4月4日，据周佛海日记所载，是日上午8时，他与陶希圣由武昌过江到汉口高宗武处，与高“详谈外交情形及办法”，一直谈到12时。午睡1小时后，又与高宗武乘车沿长江东下，到郊外散步，一直谈到5点。160他俩的“散步”，绝不是像一般人出于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必定与对日交涉有关。之所以要到郊外交谈，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人耳目。

4月5日上午，高宗武曾往见蒋介石。中午午饭时，高宗武便向周佛海报告了晋谒蒋介石的情形。161　4月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周佛海忙于会务。8日，杨淑慧由香港飞抵汉口。至11日上午，周佛海才又得与高宗武商“谈应付日本外交办法”。16213日，周佛海应陈济棠之邀，出席晚宴，但未终席便往高宗武处，“商今后对日办法。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163

高宗武到底负有何种秘密使命呢？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在高宗武向蒋介石报告董道宁赴日本的情况后，“蒋介石便对高宗武说：‘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决不是反对和平，但是要首先*，然后再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就会*起来，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呢。’”

周佛海的这段话，是和西义显的*：《中日事变和平工作秘史》一书中的记载相吻合的。西义显说：高宗武由汉口飞抵香港后，于4月16日偕董道宁在浅水湾饭店与日本方面的西义显，伊藤芳男及松本重治等人会见时，高宗武单独向西义显等人口述了“蒋介石氏亲口告诉”他的话：“影佐大佐给何应钦及张群的信，我已看过。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而影佐敢于这样做，说明其对两国和平外交具有足够的诚意。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蒋介石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的真正意图是：

（一）在对苏关系上的安全保障。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依赖的确保。

这两项意思，原则上予以承认。

第一项更进一步分类如下：

1。东北四省。

2。内蒙。

3。河北、察哈尔。

1及2可以留待他日协商，3则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之确立及行政完整，日本须尊重。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164

尽管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事的真实性，也没有理由和证据来否认它，但是从实际内容看，是与蒋介石庐山谈话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贯通的。它说明蒋介石既不放弃和平谈判，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又不从其原则立场后退一步。

4月2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打算向参谋本部报告高宗武所提交的中日“和平”方案，但是，由于徐州战役的进行，形势的变化，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西义显说：“我倾尽自己全部热情的报告和劝说，连关键人物影佐祯昭都打动不了，更何况对参谋本部当局，我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他说，他在参谋次长室召开的会议上，拼尽全力的讲演，但出席会议的人都一言不发。165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使战局日益扩大之后，引起日本内部一派人士的忧虑，害怕日本陷入长期对华战争的泥淖，因此极力想恢复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使战争适可而止。西义显所进行的对华“和平工作”，代表了这一派人的主张。当然，这两派人之间，在主张上并未根本性的差别，在灭亡和奴役中国这一根本点上，他们是主张一致的。他们的差别仅仅在实现日本侵华亡华的手段与方法上不同而已，一派主张以武力征服，一派主张以政治的手段，使中国屈服于日本，接受日本的各项要求。

由于日本参谋本部对西义显的主张不加理睬，所以他在东京的活动毫无结果。5月17日，即徐州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之际，西义显由日本返回香港，向高宗武报告了毫无结果的东京之行。高宗武便立即致信汉口的周佛海，报告一切。

高宗武的此次香港之行，周佛海曾与之进行过周密的策划和详细的安排，因而也寄予了巨大期望。因此，他也一直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与日方交涉的结果。5月20日，当他接到高宗武的来信获知“所事渺茫”时，说：“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166

从拥蒋到反蒋（1）

193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