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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当肯定他从没有用过，甚至摸都没摸过，但也可能他把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他把视镜从纸箱里拿出来一看，发现这不是用来看现成的旅游景点和风光照片的那种廉价货。这是一架货真价实的光学仪器，是五十年代早期三维热时留存下来的一流产品。那股热潮没能持续多久，它的玩法是用一种特殊的照相机自己拍三维照片，然后冲成幻灯片，就可以用这种视镜来看了，像一部三维的相册。照相机没找到，但理查德找到一盒幻灯片。一共只有十二张，他说，看起来他的父母只用新型照相机拍了一卷胶卷，然后就把它收在什么地方，再也想不起来了。“理查德并不知道幻灯片里的是什么，他取出一张放在视镜上，按下背景灯按钮朝里看。刹那间，他说，他生命中的三十年被抹去了。那是1953年，他在新泽西州西橙县他家的客厅里，站在缇娜十六岁生日晚会的客人中间。忽然间他什么都记起来了：甜蜜的十六岁’晚宴，筹办宴会的人在厨房里打开食物、在台面上排列香槟酒杯，门铃声，音乐声，喧哗声，缇娜发髻上的结和她呼呼生风的黄色长裙。他把幻灯片一张一张放在视镜上从头到尾看完全部十二张。所有人都在那儿，他说。他的母亲和父亲，他的表兄弟们，他的叔叔婶婶们，他的姐姐，他姐姐的朋友，还有他自己，精瘦、十四岁、突出的喉节、平头、夹着的红色领结。这不像在看普通的照片，他解释说，甚至不像在看家庭电影，那些抖动的图像和褪掉的色彩总是让你感到失望，它们给人的感觉属于遥远的过去。三维照片保存得难以置信地完美，不可思议地清晰。里面每个人看上去都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凝固的瞬间成为某种永恒，到现在已经不朽了近三十年。鲜艳的颜色和入微的细节清晰闪耀，周围的纵深感足以乱真。理查德说，他盯着幻灯片看得越久，就越觉得他能看到里面的人呼吸，每次他停下来换下一张，就感觉如果他看得时间长一点，哪怕就长一会儿，他们就会真的动起来。“他一张一张把幻灯片看完之后，又重新看了一遍，第二遍看时他渐渐发觉照片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死了。他父亲，1969年死于心脏病。他母亲，1972年死于肾衰竭。缇娜，1974年死于癌症。那天在场的六个叔叔婶婶，也有四个已经去世了。有一张照片，他和父母、缇娜一起站在前院的草坪上。就他们四个，手挽手，相互倚靠，并排四张滑稽的笑脸生动地冲着镜头扮怪相。当理查德把这张照片第二次放在视镜上，他的双眼突然盈满泪水。就是这一张揪住了他，他说，这张对他来讲太要命了。他意识到他是和三个幽灵一起站在草坪上。这个三十年前那天下午的唯一幸存者，眼泪一旦夺眶而出，就再也无法抑制。他放下视镜，双手捂住脸，开始痛哭。他在跟我讲故事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词：痛哭。‘肝肠寸断，’他说，‘完全无法自制。’“这是理查德，别忘了，一个毫无诗意的人，一个钝得像块木头的人，然而他一看到那些照片，也神魂颠倒，脑子里再也容不下别的事。视镜就像一盏神灯，带他穿越时空，寻访死者。早上离家上班之前他会来看一遍照片，晚上回家以后他又会来看一遍。都是在车库，都是自己一个人，都是躲开妻子和孩子，沉湎在1953年的那个下午，无力自拔。魔咒持续了两个月，直到一天早上理查德走进车库发现视镜坏了。机械部分卡住了，按钮按不下去，打不开背景灯。他可能用得太多了，他说，因为不知道怎么修，他觉得自己的奇遇结束了，他发现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永远从他身边消失了。这是灾难性的损失，最残酷的剥夺。他甚至无法把幻灯片举起来对着光看。三维图片不是传统相片，你必须借助视镜才能完成整体成像。没有视镜，就没有图像。没有图像，就没有回到过去的时空旅行。不再有时空旅行，就不再有喜悦。又一轮悲伤，又一轮哀痛，似乎，在重新赋予他们生命之后，他不得不再次埋葬死者。“这就是两个星期前我见到他时的情况。机器坏了，而理查德还在努力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被这个故事感动。看到这个平庸呆憨的人变成了一个暗怀哲思的梦游者，一个渴望着遥不可及时空的痛苦灵魂。我跟他说我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他。这里是纽约，我说，既然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都能在纽约找到，这里就一定有人会修。理查德被我的热情搞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还是感谢我肯帮忙，那天我们就谈到这儿。第二天一早我就忙活上了。四处打电话，做调查，不出一两天，我查到在西三十一街有家照相馆的老板说他可能会修。那时理查德已经回了佛罗里达，当晚我打电话报告他这个消息，我以为他会非常兴奋，我们马上可以讨论如何把视镜打包寄来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