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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一部分可能还非常熟悉。江夏就那么大个地方，相互之间今天不会碰到，难免明天或者后天就后碰到。不在县城里碰到，也可能在宁港乡、山坡乡或者法泗乡碰到。不在路上碰到，也可能在酒桌上、同一辆公共汽车上或者在那个会议上碰到。既然相互之间如此熟悉，所以，不管是哪一位因作事不慎而被抓、被关、被撤抑或被杀，从情感上讲，其他的人难免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我虽然有自己的性格特点，但我仍不能否认自己与江夏这个独具特色的圈子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更不敢自谓江夏皆浊，唯我独清。至于从大的方面讲，相信有良知的人肯定为这次大的变故而感到痛心疾首，毕竟这样的事情不是值得炫耀的光荣事情，会在江夏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永远也抹不去的污点。这污点不仅遗害江夏的现在也遗害江夏的将来，不知得多少人需多少年的努力才能慢慢消除这些危害。我不是圣人，既然没办法做到超凡脱俗，也就不能从沉重的情愫中挣脱出来。

我神情抑郁地走进四楼小会议室时，在座的人都站起来主动与我打招呼，有的使劲与我握了握手，有的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有的则向我投以意味深长的一瞥。大家用这种无声的语言与我打招呼时，表情中不仅透露出严肃，而且透露出坚毅。大家是在用这种形式褒奖我在几个小时前的所作所为，而在近二十年的公安工作中我也不知用这种无声的语言褒奖过多少次我的同事、我的下属。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注定了充满各种各样的风险，并且注定了我们的许多行为不为社会和普通百姓的理解。而了解我们所承担的风险的大小以及理解我们行为性质的人是谁呢？我认为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这些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人民警察。别人说不经历风雨不能见彩虹，我则说不经历生死不能成强者。对强者应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褒奖呢？在社会上更多是形式，比如上上电视，上上报纸，搞个什么事绩报告会以及记个功什么的。但是在我们民警内部呢？我们认为理解比什么都重要。我刚经历过生死，我刚经历过冤屈，我最需要的是那种无声的感知感觉！就像爱得死去活来的一对恋人，相互之间的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个不为人察觉的动作，一个看似轻忽的表情所包含的内容，在对方的心里都一清二楚，心照不宣。所以，真正的情感是不能用言语表达清楚的，而得用心去感受和体会。

会议是由龚道新局长亲自主持的。他的表情非常严肃，语调也显得非常沉重。对案情他一点儿没有交待，只是对在座的每个人所负责的抓捕对象作了明确的分工。他的布置可以用非常严谨和详细来形容，滴水不漏。但是对于他的布置我却没有留心去听，我更在意的是即将被抓捕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到一刻钟时间，龚道新局长就将任务布置完了，虽然被抓捕的对象只有六个人，但听到这六个人的名字时，我竟怀疑是龚道新局长说错了，还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龚道新局长念到每一个人的名字时，那人的模样、经历以及性格特点，竟像放电影一样异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邱光炳，分管全县乡镇企业的副县长，长得白白净净，戴一副无框眼镜，一头又黑又浓的头发总是梳理得一丝不乱，平日看见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给人一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印象。

崔前卫，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原来是山坡乡一个村的村长，性格开朗，声如洪钟，长着一副铁塔似的壮实身板，由于吃得苦，受得累，在基层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从村长干到副乡长，又从副乡长干到乡长，进而乡党委书记，以至到现在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是我们县出了名的实干家。

田永秋，县检察院分管业务的副检察长，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三十六岁，是这六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大家公认的最有发展前途的，由于平时与公安局经常打交道，我对他非常熟悉，不仅业务令我们信服，并且酒量也让我们自叹弗如。我还知道他是一个少见的孝子，平日不仅对年老多病的父母照顾得井井有条，并且在父母面前连说话的声调都较外面低上好几分。

王柳，县质量监察局局长，陈兴旺的外孙，五短身材，脑满肠肥，一个十足的大胖子。全县家喻户晓的马大哈，许多人认为，若不是张兴旺在背后撑着，只怕安排他帮人种地，别人还嫌他脑子笨。但这家伙麻将打得好，平时我们只听说过围棋高手在下完棋后可以将已经下过的几百手棋一着不差地复盘，这家伙更绝，可将几天以前他认为稍稍经典的牌局一子不差地重复一遍。难怪他自负地说，若江夏成立麻将协会，那协会会长的位置非他王柳莫属。

皮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