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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并背了一个大纸盒子回来，但今天一大早又没见他的身影了，那个纸盒也不见了。

“这孩子是个闷葫芦，什么话都憋在心里，谁都不讲。”祝老师一脸的焦急，“但我怀疑这事还是与周旺才同学得白血病有关。”

我记起刚才在学校大门口见着的那张附有照片的告示。祝老师告诉我，周旺才家住保福乡，与远志是同班同学，并且成绩都非常好。在全班五十六名同学中，远志只与周旺才投缘，平日里远志与其他人一天说不上一句话，但只要他们俩在一起总是不停地嘀嘀咕咕，好似有讲不完的话似的。他们俩人住在同一个宿舍，平日里俩人是分开睡的，但到了冬天，他们就会将被絮合在一起，俩个人钻在一个被笼子里，说这样睡觉暖和。一个月前，周旺才在上课时突然莫名其妙地流鼻血，校医忙活了大半天也没能将血止住。后来远志和祝老师将他送到县医院一检查，谁知这可怜的孩子竟得的是白血病。

“农村孩子的命就是贱呀！”祝老师痛楚地摇着头，“那孩子在医院躺了不到一个月，他父亲就租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将他拖回了保福。你说说，二十万元钱，他那靠种地养命的父亲能够拿得出来吗？那可怜的父亲到学校向我道别时，一连向我鞠了三个躬，他说是周旺才要他这样做的，没其他的意思，只是感谢我近三年来对孩子的教育和关心。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恨不能一头往墙上撞去。我无能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在家里等死！”祝老师说着，已是老泪纵横了。

我知道这时候任何安慰都是多余的，只有让他尽情地将心中的悲痛倾诉出来。

在稍稍平静了一下后，祝老师告诉我，周旺才在学校里的所有东西都是远志帮着收拾的。在将周旺才的父亲送走后，远志就不声不响地在学校里贴上了那张募捐的告示。毕竟是孩子呀，他将一切都想得太天真了，告示贴了十来天，竟一千块钱都没有募到。这当然不能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没有爱心，只能怪他们没有多余的钱捐出来。后来祝老师找远志谈了一下，在充分肯定他的精神的同时，要求他不要因此影响自己的学业，毕竟马上要高考了，容不得一点儿松懈。但远志好象没将祝老师的话听进耳朵里去，他只是说了句：“那我到学校外面去试试。”

“我敢肯定，远志一定是在外面搞募捐去了。这孩子太重情宜了。我太忙，不能因远志一个人将全班其他同学的功课拉下来，所以只有麻烦你到县城里找找，要他早点回来上课。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学生，我不愿意因此又失去一个优秀的学生。”祝老师那双带着泪痕的眼睛期待地看着我，容不得我有一丝一毫的推托和犹豫。

我是在县电影院门口的广场上找到远志的。我没有料到他竟是以这种形象进入我的视线，进入我的心灵。

电影院门口的广场其实只是一个破旧的蓝球场，两边全是低矮的店铺，卖冰棍的，卖烧烤的，卖字画的，以及卖碟片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现在是中午时分，没甚生意，那些店铺的店主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有的在谈天，有的围着低矮的桌子在打麻将。左边的蓝球架下面，一对中年夫妻摆着一个套圈的摊子，水泥地面上有规律地摆放着一些电动玩具、小瓷器、易拉罐等小玩意儿，两个年轻人隔着一根细绳，用碗口大小的铁丝圈，往那些小玩意上扔，希望能够套上一个惊喜。几个未到上学年龄的小孩站在旁边紧张地看着热闹，不时发出叹息或者兴奋的喊声。右边的蓝球架那儿还有一个打靶的摊子，同样因没生意，那剃着光头的老头抱着那支锈迹斑斑的汽枪竟睡着了，只有那五颜六色的汽球在中午的阳光下，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亮。整个广场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市井气息和麻木不仁的味道。谁也没有留意跪在广场中央的远志。他仍穿着三年前我给他买的那套蓝色运动服，三年过去了，他的身材长高了许多，那运动服就显得特别小，紧紧地套在瘦削的身子上，黑瘦的胳膊和小腿一大截露在外面。他跪在一张报纸上，身子前倾，双臂自然地下垂，两眼无神地看着摊在面前的那张附有照片的告示。中午的阳光已经很毒了，笔直地照在他那略显单薄，一动不动的身子上，让我不由得想起电影里以及那些名山古刹里时不时见着的那些虔诚的苦行僧。直我发现他那一刻起，我竟不敢挪动自己的脚步，只是远远地看着他，并且一种莫名的悲哀和凄凉不可抑制地涌上我的心头。我不知是为远志悲哀，还是为那生病的孩子悲哀，亦或是为人生的凄苦苍凉悲哀。足足站了五分钟，我才向他走去。我站在他的面前，中间只隔着那张告示。可怜的孩子，只几天功夫没见，竟感觉他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