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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桃色故事吗？亏你李锐想象丰富。”我白了他一眼。

二

中午我是到父亲那儿吃的饭。实际中午这顿饭在那儿都可以解决，主要还是看看父亲和庆德大伯他们是否回来。进屋时，母亲一个人正在厨房里忙碌，父亲则带着庆德大伯在他自诩为“无为斋”的书房里鉴赏他的那些宝贝。他们是一大早坐公共汽车回到县城的。父亲自从土地局退休后，就从天在家侍候他的那些宝贝，一心一意，乐此不疲。那些宝贝，其实就是父亲自个创作的字画，墙上挂满了不说，桌子上堆的是，桌下床下也塞得满满的。也不知父亲曾经师从过谁，反正国画、油画以及版画什么的都能够随笔画来。我对字画一点不在行，评判好坏的标准仅限于悦目而已，以此为标准，我感觉父亲在国画上的造诣要比油画和版画深多了，山水，人物，以及虫鸟什么的，轻重有别地泼洒在洁白的宣纸上，小心地盖上印章，然后细致地装裱好，挂在墙上，远远地端详，那种感觉不像油画那样直观，而是朦胧中的神秘感觉，仿佛轻轻喷了一层淡淡的水雾，而观者则处于这水雾之中，情不自禁地会产生许多的联想。父亲的字也写得好，隶体、彖体、行草以及少见的魏体都能写，*时期，我们马鞍山公社各色各样的大小标语绝大多数都是父亲的杰作。由此，父亲也成了当时公社里的知名人物，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当然，父亲的字画在我们当地出类拔萃给他赢得的更多是赞誉，但也没少挨人骂，并且也为此吃了不少亏。记得是一九七四年前后，我们马鞍山公社在新窑大队揪出了一个暴发户，以至在整个县里都引起了轰动。这暴发户其实只是一个屠夫，名叫严一楼，长相我现在还记得，眉毛又长又浓，鹰钩鼻，厚嘴唇，一脸的横肉象用湖铳打过，尽是绿豆大小的眼眼，说是麻子却又不象麻子。公社将展览办在他的家里，而所有的宣传画都是父亲画的。诺大的堂屋的墙壁上挂满了，门前的院子也扯着绳子挂了好几圈，全公社参观的男女老少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边参观边发表啧啧的议论。大家除了对泡在玻璃瓶里的几条大蛇和那时很少见的两把不锈钢春秋椅有深刻的印象以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画的一幅严一楼的父亲喂狗的画：一位头发稀疏、肥头大耳的老头，咧着露出金牙的大嘴巴，将一大块精肉抛得老高，而一头又肥又壮的大狼狗凭地跃起，直扑空中的那块肉。狼狗又长又尖的牙齿发出惨白的光，流出的涎水也清晰可见。留着游泳头的讲解员用激愤的音调告诉大家，解放前广大的劳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严一楼的父亲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连他家养的狗都能吃上鲜肉。但大家对讲解员的讲解充耳不闻，而是为画上那只活灵活现的狼狗的原型而争论不休。最后，争论的结果还是猎户郭明旺赢了，那只狼狗是以他家养的那只猎狗为原型的。大家为此向父亲求证时，父亲却不置可否，只是咧着嘴巴笑。那笑里透出万分的舒畅，万分的得意。不言自明，答案就在那笑里。谁知展览完了，我们家倒霉的事也就跟着来了。那时整个公社只有一个卖肉的地方，在镇东南方向一间青砖黑瓦的老式房子里。那时猪肉、香烟、肥皂什么的都是凭票供应，但是即使手里有票，若没有熟人，你也难得买到你想买的东西。猪肉更紧俏，一天也就杀那么一两头猪，买肉的队伍排得老长，一个个朝前伸长着脖子，万分企盼的样子，但往往队伍没见往前挪动多长的距离，前面就有人喊肉卖完了。大家就一连声地骂，说猪肉让当官的开后门弄走了。手里有了紧俏商品，借此将方方面面打点得舒服，所以严一楼虽成了公社的暴发户，但并没有因此剥夺他抄刀卖肉的资格，反倒是那神情比以前更横了。受经济条件限制，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当然，虽然只是一次，但绝不能像现在一样敞开胃口吃。每次要么买一只猪前腿煨海带，要么买两斤五花肉烧土豆，得细着吃，最少得吃三五天。以前父亲买肉时还能得到严一楼的照顾，这主要缘于严一楼与我的奶奶是同一个村的，并且按辈份他还得喊我奶奶叫姑。但自办了那次展览后，严一楼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优惠我的父亲了，当父亲排队排到那油腻腻的窗前时，严一楼就白父亲一眼，要么说肉卖完了，要么割一大块像纱布团一样的肚腩肉扔到窗台上。一次是这样，两次是这样，并且次次是这样。父亲知道事情的缘由，但就是拿严一楼没办法，只得私下里向他陪小心，但他小眼睛一瞪，阴阳怪气地抢白父亲一句：“你不是画狗画得象吗？你只当把画狗当吃肉好了。”将胆小怕事的父亲呛得吭都没吭一声。为此，公社再搞什么涉及个人的画展，即使冒被人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父亲也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