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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pig　。get　away！　Japanese　pig　。get　away！”那几个日本人一下愣住了，不解地看着杜平，最后悻悻地走了。事后我问杜平为什么这样。杜平说，1943年他爷爷被日本人强抓到大花岭火车站修炮楼，结果被日本人用刀砍死了。所以，在内心里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不管在任何地方遇着任何日本人，他一定要骂上两句，虽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解恨，解气。现在想来，杜平当时的行为是有一点儿偏激，但那老太婆的所为呢？我认为不管是出于家仇还是国恨，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仍是平息仇恨的一种方式。做了丧尽天良坏事的人，并不是单凭一句“对不起”或者捐上几个钱就可以将以前的所有罪孽一笔勾消的。

“后来那杂种，不，小男一雄怎么变成日本人了呢？”过了好一阵，王平安小心地问。

杨卫平说：“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听说这老鬼子可能是良心发现了，执意要将这杂种带到日本，并以这作为在我们江夏投资办厂的唯一条件。”

“那老太婆同意让老鬼子将杂种带到日本吗？”王平安接着问。

“那老太婆开始死活不同意，后来县里派人做了好长时间的工作，不知怎么就将她的思想做通了。这以后那杂种就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由一个人人不齿的杂种，变成了我们县里那些头头脑脑们的座上宾。”杨卫平重新点上一根烟，“对了，别看那老太婆瘦小得完全没有人形，但却非常有骨气，听说那杂种在青龙山那儿办了魔芋厂后，她从来都未去过，并且从不花那杂种的一分钱，一个人仍孤苦零丁地在原来的破房子里生活。”

“哪杂种愿意去日本？”王平安这人平日里就有点儿书呆子气，这样的话竟也问了出来。

杨卫平愣了一下，然后哈哈笑出了声：“神经有毛病的人才不去。你说这杂种平日里谁将他当人看待了，这一下天上掉饼子，就怕跑都来不及哩。”

说话的当儿，一辆手扶拖拉机吐着浓浓的黑烟迎面驶过来。路太窄，驾驶拖拉机的老头犹豫了一下，将拖拉机停在路边上，让我们的车先过去。老头一脸的皱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帆布工作服，用紧张的眼神看着我们的车子从旁边驶过。拖拉机的车箱里躺着一个人，用一床蓝底白花的薄棉被从头到脚盖着。如果没猜错的话，这老头是往医院里送病人的，从躺着的人一动不动来判断，这病人肯定病得不轻。

“这老头是哪儿的？”杨卫平一直在打量那老头，自忖对整个马鞍山镇就像熟悉自己的手巴掌一样熟悉，现在显然遇到一个陌生面孔，由不得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

我感觉在哪儿好像见过这开手扶拖拉机的老头，但仓促间一时无法想起来。

简易公路离小男一雄曾经居住的那间简易房子有二百多米远，车子停好后，我们沿着田埂上的小道，穿过几块高低不平，排球场大小的小麦地，就到了房子跟前。说实在话，即使在我们江夏最贫穷的农村，眼前的这间房子也已经非常少见了。土砖垒的墙壁露出一根根焦黄的稻草根，在风雨的侵蚀下，已看不出砖缝，整个就是一面用泥土夯实的土墙。屋顶上原本盖的是稻草，后来在有些地方盖上了几块深色的瓦片和油毡，看上去像在一床分不清底色的棉被上缀上了几块深色的毫无规则的补丁。房檐遮住的土墙上布满了拳头大小的窟窿，不用说这是麻雀们的杰作。即使在现在的农村也非常少见的麻雀，这里却非常多，它们停在房檐上或者蜷缩在墙洞里，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几位不速之客。有几只明显是才学会飞翔的小麻雀，清脆地叫着，大着胆子从我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这种景象在城里现在是难得一见的。　这一切竟勾起我对麻雀的记忆，鲁迅小说里所写的用几颗米粒诱捕麻雀的办法在我们这儿明显效率太差，运气好，一次也就只能捉上个一两只，那时我们是在生产队的育秧棚里捉。秧苗在大棚里育好后全部运到田里，诺大的棚子空荡荡的，我们将大棚的门帘卷起，远远地藏在一边。那些麻雀们经不住大棚里残余的稻谷的诱惑，在犹豫了好一阵子后，一只一只飞进大棚里，也不管有无风险，一顿猛吃。眼见大棚里的麻雀数量差不多了，藏在一旁的我们就飞也似地冲过去将棚子的门帘放下。这是典型的瓮中捉鳖，大家一阵忙活以后，往往能捉上四、五十只麻雀。然后根据人头平分，中午或者晚上各家的餐桌上就多了一碗香喷喷的红烧麻雀。那时候麻雀与老鼠、臭虫和蚊子并列为“四害”，消灭都来不及，不像现在，可能会被一些看似有善心的人冠以虐待动物的帽子而遭到无情地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