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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顾忌。在他们的意识里，时间不存在了，我们周围的这些人也不存在了。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见面后能够这样忘掉一切呢？我想，除了曾经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再也找不到第二种理由。

还是杨卫*应快，他吩咐服务员赶快在父亲的旁边加上一套餐具，并走到两位老人的旁边，轻轻地说：“两位前辈，边喝酒边谈吧。”

在父亲向在座的介绍这位不期而至的老人是他的堂哥时，我才从迷茫中回忆过来。没错，在一九七四年前后，我曾见过这位老人，并且那时我称呼庆德大伯。

……那时的马鞍山镇，不，那时叫马鞍山公社，正热火朝天地建人造小平原，整个冬天，将全公社的青壮年劳动力全召集到一起，将107国道东边的那一大片高低不平的小山包全给削平了。应该讲，这人造小平原的活动就是当时的形象工程，全马鞍山镇那么大的面积，荒废的山丘水洼多的是，在哪儿造小平原都是顺理成章的，却偏偏就选在这107国道旁，并且要将五百多亩上好的农田整个儿翻过身，建成没有一点儿肥质的小平原。不说是好大喜功，起码也是劳民伤财。这把火是陈兴旺点起来的，那时他才四十来岁的年纪，在马鞍山公社当书记，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在动员大会上带领几千社员群众向毛主席像宣誓时那虔诚、亢奋的模样。如果撇开政治色彩，单就劳动场面而言，确实让人激动。整个劳动工地全是人和旗帜的海洋，汗水和激情将寒冷的冬天烘烤得热烘烘的。现在我经常想这个问题，那时的人们是因为单纯，还是因为信仰，为什么就那么容易感召呢？人们从不考虑政府的决策是对还是错，只要说这一决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达的，就狠不能将整个身心交付出去。现在的人们可就复杂多了，什么事情都会在脑子里划上数不清的问号，更不谈无偿劳动了。据说当时参加人造小平原劳动的社员群众有五千多人，全住在周边老百姓的家里，我家里住了五个二十岁不到的小姑娘，全是我的老家新屋边这个村子里的，她们的辈份都比我大，所以那时父亲母亲要我称这个为姑姑，那个为奶奶什么的，我还老大的不情愿，毕竟她们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即使是现在，我的脑子里对她们仍有清晰的记忆，感觉她们都长得很美，有的扎两根短得不能再短的扫把辫，有的蓄着两根长得过了腰际的长辫子，但都用红色的毛线扎着，看着就像一团团青春的火苗在不停地燃烧。晚上她们全睡在我家堂屋的地板上，一个紧挨着一个。晚饭后，她们都只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做针线活，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有的在纳鞋底，有的在绣枕头，还有的在绣手绢。不说枕头，就是鞋底和袜底上都绣有活灵活现的花鸟，多是荷花、鸳鸯什么的。这个时候，现在这位老人就会到我们家来与父亲聊天。那时他不像现在这样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而是一副黑框的圆形眼镜，就像现在的电影里日本鬼子戴的那种非常老式的眼镜。那时他的头发仍像现在一样很长，只是偶尔见上几根白发，但现在，全白了，一根黑头发也见不到。他每次到我们家来时，都会带一些东西给我吃，好的几颗水果糖，差一点的是在水田里挖出的几颗蒲荠或者菱角，有一次他还带来了一只拳头大小的乌龟，他对母亲说就将这乌龟扔火里烧熟，洒上盐，小孩吃了大补。母亲让我称他庆德大伯，至于他与父亲是什么关系，我就懒得去认真探寻了。他与父亲聊天非常投机，他们说话时声音都压得非常低，即使这样，我还是听到一些，原来谈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等一些书里的故事。他还偷偷地借一些书父亲看，这些书父亲是从不让我动的，不看时他总是锁在箱子里。在我的记忆里，这些书都是老式的线装书，没有封面，异常地破烂。现在想来，肯定是禁书，要不，他们为什么偷偷摸摸呢？有时，他们还就着母亲炒的一碟子黄豆喝酒。有一次庆德大伯在喝得半醉时说到毛主席去世后国家怎么办的问题。他的这句话确实吓了我一大跳，要知道那个时候在我们小孩子的意识里，毛主席是不会死的。心里就感觉这个庆德大伯思想反动，不是好人。还有，这位庆德大伯还喜欢与住在堂屋的那几位姑姑、奶奶开玩笑，都是找婆家什么的，经常将她们说得脸彤红彤红的，有胆子大的，还追着他打。我认为这位庆德大伯的年纪比她们大了不少，与她们开玩笑总觉得与他的年纪不相称，也就认为他这人有点儿不正经。由于在潜意识里对这位庆德大伯没甚好印象，所以我也懒得去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整个冬天过去后，规模浩大的小平原也修得是模是样了。完工典礼时，省里还派来了一位领导。后来听说陈兴旺就是在这次完工典礼上认识省里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