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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钱朝老板使劲啐一口，举起手上的文件夹，狠狠打在老板的脸上。老板一下就蜷缩到地上，血水立时从他的嘴角渗了出来，喉咙里咕嘟咕嘟地直响，不知是想喊什么。这时跟在小钱身后的两个穿工商制服的年轻人将堆在门口的竹器一顿乱踹乱扔，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什么。在将那些竹器砸了个乱七八糟以后，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进到店铺里面，连拖带拽地将老板从店里面拖了出后，然后塞到了猎豹牌越野车的后座上。老板的女人哭嚎着想阻止她的男人被抓走，但在形单影只之下显得是那样地无助。有那么一刻，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里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地下党的情节，我竟有阻止小钱的行为的冲动，但仅仅只是那一刻，我的冲动就没有了。确实，这老板现在的处境是可怜的，但这可怜是谁造成的呢？换句话说，若小钱不来，那可怜的不是他，而是我们。像老板这样的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还非常多，为了蝇头小利，他可以什么都不顾。良心，道德，情操，在利益面前连狗屎都不如。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即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以精神文明的堕落为代价的，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更愿意将这一结果归于部分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劣根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说句良心话，眼前的这老板，既可怜，又可嫌。我在内心里唏嘘不已。
小钱将父亲和我送上车时，一脸歉疚的表情，不停地赔小心，说不该在湘临这个地盘上让父亲和我受这样大的委屈。
我开着车和父亲默默地上路了，两边是连绵不绝的山峦，山都不高，但植被都很好，在西斜的阳光下，像一头头温顺的绵羊一样，静静地卧伏在路的两边。但此刻，我更多的感觉是那些山一座接一座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头，让我一时无法喘过气来。我的脑子就没办法停顿下来，一会儿浮现那老板凶悍的模样，一会儿又浮现那老板可怜兮兮的模样。两者的反差是如此之大，像两位旗鼓相当的拳击运动员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你来我往，争斗不休。真的，我不知道那老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农民吗？不像。是社会上的混混吗？也不像。是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吗？更不像。
我扭头看一眼坐旁边的父亲，他眉头紧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若有所思。我问他在想什么？
父亲轻轻叹一口气，说：“刚才那老板嘴角渗出的血水总在我的眼前晃动。”
临湘与湖北省交界的那一片地域原称咸宁地区，现已改为咸宁市，包括蒲圻、嘉鱼、通山、通城等几个县市，在地理上，统称鄂南。这是一片曾经被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七十年前，在这片土地上曾暴发过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齐名的鄂南暴动。毋庸置疑，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为我们相信她与我的爷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所以每每踏上这片土地，总有一种无以言表的虔诚的情感不能抑制地涌上我的心头。自打记事时起，我的脑子里就留有我的祖父在这片土地上与那些饥寒交迫、衣不蔽体的农民一道揭竿而起的记忆。奶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执着的语气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你爷爷不是土匪，也不是反革命，他是共产党员，他参加过鄂南暴动，并且打过长沙。”奶奶的话象刀子一样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知道她老人家的希冀。长大以后，我利用自己力所能及的知识，搜寻了与鄂南暴动相关的一切信息，希望通过有限的材料来证明奶奶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令九泉之下的奶奶失望的是，以过多年的努力，我并没有找寻到我的爷爷曾经参加鄂南暴动的只言片语，有关鄂南暴动的文字记载也少得可怜，几乎是一片空白。我的脑子里仍记得《江夏县志》中有关鄂南暴动的简单记载：“大革命失败后，*湖北省委根据党的“八&；#8226；七”会议精神和《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制定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湖北秋收暴动计划》，并成立了鄂南特委，由吴德峰任书记，负责指挥鄂南全区工作。9月8日，发生了中伙铺劫车事件，鄂南秋收暴动正式爆发。10日，在鄂南农民军总司令曹振常的直接指挥下，咸宁农民革命军兵分两路，形成对县城的战略包围。先攻占了汀泗桥，击溃守敌一营，毙敌营长以下20余人，缴枪20余支，子弹数十箱，并没收了汀泗桥一带最大土劣张万顺的全部家产。然后，攻打贺胜桥“建国军”周东山部，消灭周部100余人，缴枪数十条，并破坏了贺胜桥至横沟桥的铁路交通。13日，农军向马桥逼进，马桥守敌非常恐惧，自忖不是农军对手，遂缴械投降。同时，官埠桥农军捣毁铁路，河背土枪队攻打敌人运输洋船，使敌人水陆交通瘫痪，首尾不能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