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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这时，我腰间的呼机响了。是游局打来的。我回了电话，原来游局与李锐一道在体育馆前面的一个蒙古包里喝酒，约我去一下。

匆匆吃完饭，我就将王芳送到离她家最近的地方。告别时，她使劲在我的胳膊上咬了一口。她的眼神告诉我，她非常失望。

临别时她同时吩咐我，要我将那本《廊桥遗梦》早点儿看完。

四

体育馆是一九九二年县里建的形象工程，规模浩大，形象气派，在没什么高大建筑的县城里有如鹤立鸡群。事实证明在县城里建如此规模的体育馆是失败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某些领导好大喜功的虚荣心理，但其直接后果却是劳民伤财，让县财政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我的记忆里，这体育馆最风光的一次是一九九三年五月台湾歌星任贤齐借回老家省亲的机会在这里为全县父老举办过一次个人演唱会，其他时间则基本上是闲置的。县里有些中学和单位也想在体育馆里举办诸如球赛、文娱活动什么的，但在高昂的租用费上一个个只能退避三舍，望而却步。但体育馆里的工作人员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同样得要生活，而要生活就得想办法挣钱。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将什么彩票抽奖、瓷器展销、服装展销等活动隔三差五地揽到馆里举行，借此敛一些场地出租费。至于馆前五千多平米的广场也没有浪费，白天卖羊肉串的、卖鞋的、套圈的、打气球的，将硕大一个广场填塞得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则一连串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无数个“蒙古包”，有卖炒菜的、有卖烧烤的、有卖煨汤的、卖臭豆腐的，应有尽有。整个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说不出的怪味，让人窒息，让人晕炫。原本一个高雅的场所，因为生活计，竟给折腾得像一个臭哄哄、乱糟糟的烂泥坑。当然，这些看似杂乱的摊点，同样给体育馆带来让人垂涎欲滴的滚滚财源。

游局和李锐在一个绰号叫“野鸭李”的“蒙古包”里等着我。所谓的“蒙古包”当然不是蒙古高原上那种气派的有着典型民族特色的真正蒙古包，而只是用五颜六色的帆布或者塑料布围成的一个个大小帐篷。里面摆上两三张折叠桌，放几只塑料凳，门口站一个不停吆喝的穿着怪异的服务员，就可以开张做生意了。简易的灶台、煤气炉什么的一般放在“蒙古包”的背面，油腻腻的洗菜水、洗碗水倒在破旧的塑料桶或者干脆倒在水泥地面上。

“蒙古包”里只有游局与李锐两个人。铺着一层淡绿色塑料布的折叠桌子上只摆着一个野鸭火锅，冒着一股呛鼻的土腥味。江夏县湖泊多，水产品也多。鲜鱼活虾什么的人们吃腻了，就变着法儿吃野味，吃怪味。以前脚鱼、乌龟、大雁、野鸭、秧鸡什么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现在珍稀得拿钱都难得买到。即使想办法弄到一只，还不知到底是真正野生的还是家养的。这不，长一副大门牙的老板站在桌子旁边，涨红着脸一个劲地解释他的野鸭是真正野生的，理由是一块块暗红色的野鸭肉里暗藏有铁砂子，是用湖铳打的，告诫我们在吃时得小心点，别硌着了牙齿。李锐听着老板信誓旦旦的话，不住地摇头，表示对老板的话有所保留和怀疑。他一本正经地说，他的一个侄子就是汤逊湖边养野鸭的，野鸭养大了，圈到一个网里，用铳轰一下，全死了，拿到集市上就以鸭身上留有铁砂子冒充是正儿八经的野鸭。老板听了李锐的话，手脚无措，表情非常窘，恨不能用爹死娘嫁人来发誓。游局眉头紧锁，摆摆手，示意老板自个儿去忙活自己的生意，我们三个人有话要说。

游局有一个习惯，心情不好时，从不将不痛快的事一个人撂在肚子里，喜欢叫了两三个能说上话的到小摊子上边喝酒边将肚子里的苦水全倒出来。这不，他三杯酒下肚，一个人就说开了。我和李锐知道他这个习惯，一句话不说，容他一个人将话说完。

其实我猜错了，小男一雄这个案子能否在十天内破得了，并不是游局的主要心病。他抱怨说，他这个公安局长当得也一点意思都没有，在县委记和县长的眼里，像个孙子一样，窝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他当局长的基本原则。但任何事情并不是像喝白开水一样简单，比如小男一雄这个案子吧，吴江和艾时海要求十天内破案就能破得了吗？能否破得了案，谁也没有把握，但是既然吃了公安这碗饭，任何案子都必须尽心尽力，这不仅是做公安的最起码原则，也是做人的最起码原则。游局说，小男一雄这个案子大家也并不要将它当一块石头一样放在心上，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只当它与其他案子一样，认真去办得了，下午他在会上说得严厉，其实更多是情绪的一种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