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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还没到点他就敲着前面的讲桌让大家安静下来。课上到大约一个小时的时候他总要问一句：“还要休息吗？”那意思就是：“咱甭休息了，接着讲下去吧。”下面只要没什么太大动静，他就会说：“那咱们接着讲吧。”这时候下面就会出现较大的骚动，这时他才很无奈地放下讲稿，说：“好吧，休息五分钟。”——其实课间应该休息十分钟的。每次临下课的时候，他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表，然后作惊讶状，说：“哟，还有十分钟了。”然后很无奈地看着大家说：“怎么办呢，这样吧，我把这个问题讲完咱们再下课好不？”也由不得我们说“不好”，他便一直讲下去，往往都要拖上五到十分钟。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偶然现象，后来发现次次课都是如此——原来这是张先生的“惯用伎俩”，这样累计下来，他每个学期都能多争取到一次课的时间。另外就是他对学生论文的批改。我们只交过一次三千字的读书报告。事隔一个月以后，作业发下来，我们惊奇地发现每个人的文章后面都有一串长长的评语，多则两三百字，少的也有七八十字，文章中还有红笔的勾画和随文点评，想来是看得十分细致。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不管分数高低，张先生评语的大部分篇幅是在称赞这篇文章的好处，缺点也很鲜明地指出但并不占太大分量，这是一种以鼓励为主而非以教训为先的方式——张先生不仅负责，也是很懂得为人师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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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先生（8）

张先生是个趣人。他最有名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好玩”。他课堂容量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据他自己说就是：“这个东西讲起来太长，不讲呢，又太可惜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玩……”有时候说起一段好玩的故事或者念一段好玩的文章，我们下面还没反应过来呢，他自己先大笑起来，因为他觉得“好玩”。但这种心态并不妨害他的学术研究，反倒增添了不少乐趣。他总穿着一袭布衫来给我们上课，有人戏称之为“长衫”，张先生很快做出澄清，说我穿的不是“长衫”，为什么呢，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里面说了，“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点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而他自己是“没有这样阔绰”的“短衣帮”，最后特别声明，阶级一定要划分明确。这一番解释把大家都逗乐了。但这身衣服确实给张先生添加了不少古雅的气息，包括那几次唱词表演，实在让我们觉得张先生就是一地地道道的“宋人”。有时候我会去试着想象张先生“细雨骑驴入剑门”或是“晴窗细乳戏分茶”的情景，一定也是特别“好玩”的。

但张先生也并非一个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的学者，甚至觉得他与现代生活方式是有些格格不入的，有时候也会“愤”，但也“愤”得十分可爱。他会在课堂上批评现在的辩论赛是搞“人格分裂”，批评有些老师在研究生面试的时候跑出去接电话，批评有些茶楼酒店附庸风雅乱用繁体字把“余秋雨”写成“馀秋雨”……如此等等。有人说他身上有不少文人的“臭毛病”，比如听说他这个学期给03级本科生开课，其中一次课用的是一个多媒体教室，他拿着话筒在台上讲了一个多钟头，一边讲一边埋怨这个话筒有多么多么不好，多么多么不方便，结果快到下课了才发现那个话筒根本没打开。每周的另一次课本来安排在一个很大的报告厅上，但才上了一次他就不干了，说这么大的屋子根本就不是上课的地方，硬是给换了个小教室。这次课本来是只有单周上，换了之后就变成双周了，这样一来他又多争取了一次课的时间，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笑着跟03级的同学说，你们又让张先生“阴谋得逞”了。

据说张先生是极少发表论文更不愿意写书的。确实，我在书店里只见过他选编的一本《宋诗选》，再无其他。和很多整天靠着论文数评职称、靠着出畅销书和四处讲课赚外快的所谓“学者”来说，张先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学者，一个不求名利、一心一意做学术的学者。可以说，他已经把学术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有人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三十年后，你大概就和现在的张先生一个样儿。我摇摇头说，张先生的境界是我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陈恒舒，1984年5月24日生于湖北十堰，200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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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一个迷局（1）

对北大，我一直感觉可说不可写。人生百年，八十多万个小时的光阴，究竟有多少已经和将要消耗在对它的谈论上？四个月前我们中文83级毕业二十年聚会，一天一夜都在谈论它，那样的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