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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如此，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用这一段时间来韬光养晦、休养生息，让敌人放松戒备也很有必要。战争之道有张有弛，我们也是时候休息一下了。”

不出所料，我的建议很快到达了最高领导——老牛粪耳朵里，并受到了上上下下的广泛好评，由此在人民群众和老牛粪心中奠定了不仅身手不凡，而且才华横溢、智计出众的形象。

特别是范文程同志似乎觉得我和他之间更有一种文化和人品认同感（某唐：都是腹黑，你知道什么是人品？！），隐隐有些亲近。可这老小子深沉，算到我们这一辈最有希望的继承人是皇太极，自然不会对我表现出十分热情。

几个月后，事请的发展却跟大家想微有差异却也殊途同归，熊廷弼这老家伙不是被天启皇帝给撤了，而是在发现朝中讲他坏话的人越来越多后，自己主动求去，于上任一年后停职赋闲了。

更令人开心的是，去了熊廷弼，换上来的是一外行——袁应泰。这人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以治水起家，后来作为熊廷弼同志的后勤也很尽职，但指挥作战非其所长，计划、部署做的非常糟糕。

为人又深受儒家影响，过于妇人之仁，下不了狠手整肃军纪，这一年因天灾蒙古有许多饥民向南流窜，袁应泰以宽仁的态度接纳了他们，全然不顾忌这些饥民对当地百姓的骚扰，更不知道其中混入了我们不少间谍。

于是在他上任后的来年三月，我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与各地的奸细里应外合，很快整个辽东就都归我们了。袁应泰打仗不行，可还算是有责任感的同志，见战事已糜，自杀殉国了。有人评论这位辽东经略说：“袁应泰无才而当大任，终丧辽东并天下强兵10余万，其罪浮于杨镐也。”

的确，袁应泰为辽东经略造成的后果比萨尔浒之战的杨镐更为严重，葬送了整个辽东和明朝最精锐的十万将士。但我觉得不该责怪袁应泰，他已经用命，真正该受指责的是启用他的上位者，知人善任是上位者的本分，难道还指望一个好官放到哪里都是好官。

有人倒霉也有人走运，就在这一年，我的政治地位有了官方认证。老牛粪下旨把他手下两黄旗共计65牛录的大半分封给了阿济格、多铎和我，每人领15牛录，剩下20牛录仍由他亲领。并且，还指明让阿济格做镶黄旗旗主，多铎为正黄旗旗主，待他薨后，他的亲军20牛录归多铎，但会另赐一旗给我。

这样的安排，但凡有点政治敏感的同志都能想到，努尔哈赤这一招是在为我将来继承他的事业做准备。我们三兄弟的军事力量在老努的安排下壮大了起来，使得没有任何人能和我们抗衡，老奴这么做，其用心基本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们的那些兄弟可不是笨蛋，一个人单干对付不了咱，人不会抱团么？于是我们兄弟接替了代善的位置，成了大家伙的打击重点。

这也不能怪同志们，他们能够成为手握重兵的臣和子，完全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换来的，而我和多铎凭白无故得汗王厚赐，更是隐有传位于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人心服口服。

可怜努尔哈赤自从废掉了代善的继承人资格，就一直在烦恼怎么处理汗位传承问题，好不容易看上了一个，但也明白大的其他儿子必然不服气，为了大金的和谐，老牛粪最终还是选择了暂时退让，施行“八王议政”制以安抚下同志们的情绪。

“八王议政”制规定了以各掌旗贝勒即八和硕贝勒为八王，新汗王由八王中推举产生，八王有选举、更换汗王、参与朝政的权力。八王包括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和在下我。

后金以八旗为基础，各旗以牛录为基本作战单位，每旗拥有的牛录数不固定，一牛录五百壮丁，老牛粪分给我的十五牛录有七千五百人。

但你别真就以为我有了七千五百个手下了，老牛粪还没挂掉以前，我的旗主贝勒身份只能是个挂名，两黄旗也还是由老努亲领，我染指不了。这件事情美妙就美妙在八旗最精锐的两黄旗不久的将来是属于我和多铎的，并且我们都跻身了八大汗位继承人之列。

把我老妈还来

占下辽东之后，老牛粪就一直在考虑迁都的事情，照理说这个时代辽阳才是东北地区最繁荣的经济文化中心，要迁都也该是往那迁，但是老牛粪不知在哪个神棍的忽悠下看上了沈阳那个地界，说那是龙脉所在，将成龙兴之地。

古往今来的最高领导同志都是多少有些迷信的，老牛粪也不例外，听说沈阳风水好，便把沈阳更名为盛京，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