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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的情形更糟的景象。就像他们一样，我们的研究也常常陷入数不清的错误开局中。不过，尽管我也像摩斯一样立足于牛津，可不同于他的是，我是在与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团体一起共事。正如你会猜到的那样，安珂是德国人。而这个团体中还有瑞典人曼斯、法国人莉萨、爱尔兰裔美国人斯蒂夫、非洲裔美国人凯茜塞拉利昂人维克多以及澳大利亚人菲利普。这只是一个长长名单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从中窥得全貌。他们都有着耐心勤恳的工作态度和熟知各种高难技能的头脑。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本书的诞生，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任何叙述所依据的成果。本书是那种当你将一个个点点都连接起来时，便会显出的宏幅图像，只不过这些点本身之中就包含着故事。尽管这不是一部有关学术研究的著作，我还是你希望一路读来，会对现代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一些独到的体会，并从解决棘手的问题当中获得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

第一部分　第5节：战乱陷阱（1）

第二篇陷阱

第二章战乱陷阱

所有的社会都有争端，这是政治与生俱来的伴生物。问题在于，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特别之处不是存在政治争端，而是争端的形式。它们中有一些国家深陷在一种针对政府的暴力挑战模式之中。有时暴力升级，演变为内战；有时则是一次转眼间便结束的军事政变。这两种政治争端的形式全都代价高昂，而且会不断上演，它们能将一个国家困在贫穷之中。

内战的诱因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内战呢？造反者以种种怨愤不平之事将他们的行为合理化：镇压、剥削、驱逐。政治动机派的学者们出于自己的癖好，常常将反叛者描绘为英雄；我却不再对这种实为利己性的怨愤不平表示信服。将内战的诱因分类是困难的，历史学家们甚至不能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达成共识。大多数战争都有着多层次的诱因：性格、仇恨、过失。我们的方法是试图从统计学上解释内战，并对一组可能的诱因进行研究，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地理的和经济的诱因。

统计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获取满意的数据。我们发现了一份由密歇根大学开列的有关内战的全面清单，包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这类政治问题上多年的研究数据。密歇根大学对于内战的定义是，一场至少包括1000人因战死亡的内部战乱，每一方的损失至少有这些死亡人数的5％（使用由另一个研究者设置的标准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会受到曲解定义以获取预期结果的诱惑而使你的计算结果受到影响）。由于1000人因战死亡这一数字的界限性，在一场比方说有50人被杀的社区暴乱和一场有上千人被杀的战争之间划分界限便委实大有不同了。我们随后将这个清单与大量的社会经济数据对照起来，逐个国家、逐年地进行研究，以确定在接下来的5年内，可能会导致某个既定国家酝酿一场内战的因素。

我们的工作具有争议性。部分是因为专注于对战乱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倾向于政治当先，他们总对各种反叛运动团体所表达的强烈怨愤不平表示同情，这些反叛运动团体常常采取极端手段来对抗或许确实不得人心的政府。对于这些学者而言，从统计学上研究表达怨愤不平的客观方式与发起叛乱的倾向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这一想法或多或少就该被视为一种侮辱，因为他们很清楚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诚然，我们有时会鼓励民众对叛乱进行指责：我们会将我们的文章标上《贪婪与怨愤》，或是《得益于战争》之类的题目，暗示叛乱者的动机或许并不比他们所反对的政府体现出更多令人信服的英雄气概。无论如何，由于学术专业中的政治化目的并不怎么占据优势，我们的工作还是得到了重视，并经常被引用。我们的研究对政策界产生了影响（我曾应邀在联合国大会上做演讲），媒体也进行了了特别报道。

第一部分　第6节：战乱陷阱（2）

我们也曾被要求用自己的模型来预测下一次内战爆发的地点——美国中央情报局显然会对此感兴趣，但我们绝不会那么愚蠢。我们的预测或许会被一直用做标签，从而很可能有损于我真心想要帮助的国家；它们或许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模型不能被用来做预测。它能告诉你哪些是内战潜在倾向的代表性结构因素，以及（有时是更有意思的）哪些因素似乎并没那么重要。通过这一点，它能够告诉你哪一类国家是最岌岌可危的。但它不能告诉你塞拉利昂明年是否会爆发另一场内战，那取决于不可胜数的偶然事件。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