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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尽。

到巴黎后不几天，便重复在开罗时的表演：住几天医院、回旅馆静养等候康复。他心慌意乱，决定回家。

5　月的大部分时间在绿野农场度过，希望一方面锻炼身体，一方面开垦久已荒芜之地。可是，又觉得以前的这些活动毫无用处，甚至以种田来“消磨时光”也失去吸引力。5　月下旬便把牲畜卖掉，把农场出租。吉尔和埃斯特尔忙着准备订于8

月举行的婚礼，他则袖手旁观，估摸这件事的开销，正觉得自己不该无所事事时，突然电话铃响，提供他意外的消遣。国务院工作人员穆纳·李问他是否愿意参加1954

年8　月6　日至16 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改善美国和南美诸国的关系。这一邀请出乎众人意外，因为福克纳没有当亲善大使的经验，人又羞怯而不可捉摸。谁都知道他忽儿文质彬彬、忽而粗暴无礼。《生活》杂志说他是“自苦而借酒浇愁的人”至今还不到一年。不过，诸贝尔奖给了他很大的能见度，他也懂得了一些公开讲话的要求、取得了一些技巧。他素来希望能为国效劳，近年来特别敬佩安德烈·马尔罗既是小说家又是政治家的双重身份。

去巴西途经秘鲁时，出席一次记者招待会和一次鸡尾酒会，应付裕如，回答有关他的小说、赛马和艺术等问题时，既不羞怯也不紧张。从利马去圣保罗途中，突然喝起酒来，仿佛有意过不去，破坏这次使命。在医主和政府官员的帮助下，恢复了初上征途时的表现心情，也有变化。几个月来一直寻找的新的工作，似乎已经找到。以前在美国遇到一些他觉得盛气凌人的新闻记者时，难免流露出不耐烦，因而遭人误解。曾经有一个女记者拆穿他一次说假话时，他干脆对她说“我从来不对记者讲真话”，把那人吓了一跳。这次在圣保罗，记者们看到的他却是从容自在，不论谈小说或社会问题，对答如流。在圣保罗，他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对《寓言》的失望；在那里，他正面谈论一个日益担心的问题。他说，种族主义是这个世界的大课题，相互容忍是解决的唯一希望。

多年来福克纳认为自己是一个只顾艺术、不顾问祖先传下来的地方观念和偏见的人；最近一二年已开始探讨这种自我观的社会内涵。但他不是有条理的思想家，因此发表的关于和平、关于种族的论点，不断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没有连贯而明确的路线：一方面，他要美国，特别要美国南方抛弃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他认为种族主义态度和政策“不公道、令人愤慨、不光彩，是耻辱”，另一方面又对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强制取消种族隔离持有疑虑。一会儿倒向这一边，一会儿偏向那一边，他有时令国人高兴，有时今国人失望甚至生气。身在国外，谈问题比较笼统，地方上的压力，包括采用暴力的威胁不大，他可以自由宣布种族主义为不道德，指出种族主义日益加深的危机，不必劝人小心和耐心。因此，在国外谈社会问题比较放松，也比较成功。

回国后不到一星期，吉尔的婚礼张罗完，他和埃斯特尔精疲力竭，心灰意懒。

两人相处不谐，便继续各自生活。埃斯特尔去马尼拉探望女儿维多利亚、女婿比尔和外孙女。福克纳飞往纽约去看望珍·斯坦，等候新的工作机会，从巴西回美后，他写信告诉国务院的哈罗德·豪伦德此行愉快，以后有需要尽管找他。虽然“经验不足，难以估计”此行的成败，但他愿意“详细回答任何问题，”他对这项工作“突然发生兴趣”，秋季将在纽约，有随时乐意提供服务的“条件、环境和能力”。

但没有新的任命下来，他感到失望。

没有可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来回于纽约和牛津之间，这里住一个月、那里住一个月。他在写给埃尔泽·荣松的信中说，“最近无固定住处。”脑子里偶尔出现一个故事。1954 年9　月在纽约写成了《清晨的赛跑》，一则关于艾克·麦卡斯林和其他熟悉人物的狩猎故事。后来写了一则关于塞特潘家的故事，叫作《民治》。

但他依旧心神不定，人日见消瘦。死亡占据了他的头脑，死亡往往是他不愿踏入的一片黑暗，有时则是摆脱“人类的怨恨、悲恸和不人道”的超度。

福克纳开始找到新的工作：重写旧材料，希望藉以克服不自在的感觉。

1　月，为《体育画报》杂志介绍一场曲棍球比赛，5　月介绍一场肯塔基的赛马盛会。其间又和萨克斯·克明斯一起设计一本半新半旧的集子《大森林》（1955），其中收了4　则打猎故事——《熊》《老人们》《猎熊》和《清晨的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