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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估计假期可以延长到6　个月，因此觉得不仅“摆脱了好莱坞”，而且能摆布好莱坞。“我可以在好莱坞工作6　个月，在家住6　个月。现在已经习惯了，把电影编剧锁在另一个房间里。”1　月，他重新拿起《寓言》，同兰登韦屋谈妥“预支二三千元钱，大约3　月中要”。信中对出版商说，他“写作经历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诗人，只凭本能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价值和真实性有强烈的信仰和信心，对修辞有无比的勇气（承认有此癖好）。对其他东西则所知甚少，也不想知道。”现在，他“写了又重写，斟酌每个字的分量”。这一变化意味着“需要更长时间创作此书”，为此他心烦意乱。但是，他认为这是新的成熟的标志；他说“我终于长大了。”事实上，这部新作显露出另一种性质的巨变，原来是潜意识的或者说次要的东西，如今都变成有意识的。他在写给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中称，“自己素来写人物而不写思想”，即使在结构最复杂的试验性作品中也是如此。

他认为考利关于《押沙龙，押沙龙！》的意见说得对，“我首先在讲一个我认为不错的故事。我认为昆丁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可以讲得比我好，但我接受并感激你所作的补充，尽管我在写作时并未有意识地顾到这些。”反过来，他在《寓言》中步步为营地照顾到思想及其象征意义。

几年后，完成《寓言》前不久，福克纳称舍伍德·安德森的事业——整个一生——为一个可疑的梦，梦中的安德森把自己想象成“跋涉在乡间小路上，牵着一匹马，想拿它来换个宿夜的地方，不只是为了一张床，而是想睡个好觉”，犹如一则故事或寓言。福克纳解释安德森的梦说，这匹马是安德森从来不能完全接受的世界——“他出生的美国”，安德森的一生是幽默、忍耐和谦卑，更多是想用忍耐和谦卑地奉献的世界，取代那不能接受的世界，为了他“自己以纯洁、高尚、坚韧不拔地工作而求得成就的梦。《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和《鸡蛋的胜利》就是这个梦的代表和象征”。

福克纳解释安德森的梦的这个寓言有几点很有意思，其中之一便是；有助于了解福克纳诗歌的惨淡经营的风格。但是，福克纳描写安德森“精益求精”，同他自己在创作《寓言》时的做法相似。福克纳说：“安德森写作时惨淡经营、不厌其烦……仿佛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它将是、它必须是无瑕可击的’；仿佛他创作不是为了那销魂蚀骨的、令人失眠的、无法满足的对荣誉的渴求……而是为了什么更迫切更重要的东西，甚至不是仅仅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纯、求精。”福克纳当初从诗歌转写小说时，相信心里想说的就是有价值的，并且已经蕴含了形式。如今在写《寓言》时，他斟酌每一个字的分量，仿佛认为只要“保持风格的纯净完整”就够了。因此，他心目中的新的成熟同他的写诗实践十分相似。他再度致力于极度的纯洁性和意识的普遍性。这些品质与诗歌已不相容，更何况小说。

最大的一个后果是：福克纳似乎同时在两种样式中工作，却未解决先后问题和方向问题。在他的小说中，现实和幻想交融，不仅有反复出现的场景，也有反复出现的主题；有具体周密的细节，也有不可能、甚至今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但即使是最抽象的小说，如《卡尔卡索纳》，也是以索回不去的形象而不是以重大题材开始。

他的最伟大杰作以令人难忘的形象（凯蒂爬树，塞特潘敲大厦的门）、和触目惊心的人物（凯蒂、康普生，托玛斯·塞特潘）

开始，他在这些人物和场景中等待时，发现了导致探索、产生意义的情节。

但是，这部新作的条件——把无名英雄的传奇和耶稣受难的故事结合成“一则寓言，也许是对战争的谴责”——截然不同，颠倒了他创作虚构小说的过程，似乎企图化伪为真。他又一次发现自己不仅追求风格的完美，还力求写道德问题；不仅追求纯净，还要有预言的性质。

写作不仅缓慢，而且不得要领，极尽推敲琢磨之能事：“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初稿。它可能是我的史诗……原有近10 万字，重写时压缩到1　万5　千字左右。”

写作过程如此雕琢，结果必然成为对自己和事业的反思。反思和写作一样费时、一样痛苦，永远得不到完全的结论，对于自己的成就和正在做的事的价值没有把握，只觉得自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而时光在流逝。

他既怕“草草写作，又怕回盐矿去受罪。”他在希望内外转圈子，终于明白“不得不在6　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