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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在特殊的境况下是否能经受住考验，说句实话，我不是很有信心。因为特殊的体制与文化因素，农村基层干部往往生活在夹层里，他们面对着旁人难以理解的尴尬，也承受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同样，他们身上有着社会诸多的诟病。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基层干部甚至被妖魔化了，这对他们来说，多少还是有些不公平。

但是，突然到来的一场巨大灾难，把他们从体制与文化的禁锢下释放出来，将他们还原为一个个单纯的人，面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考验，他们必须秉承自己的本性做出抉择。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具有清醒使命感可敬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愧是人群中优秀的一分子，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整个访谈经历在我心里激起的情感体验，从震惊到悲伤，再到深深的感动，最后，甚至有一种宗教般的悲怆与崇高感。在汹涌情感的冲击过后，我努力激发潜能投入工作，在悲伤过后找回自我的生命力，在失落之后奔向前面新的希望。

访谈带给我的身心负面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

2008年8月，“香港特种乐队”来灾区做“音乐疗伤”。一位香港按摩师把双手刚一搭上我的肩膀就吃惊地问：“你这里的压力怎么这么大？”原来，你的心可以被你骗，你的身体却是没法被骗的，心理的问题在身体上一定会反应出来，而且十分真实。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的“疑似”患者了。这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自己得到一些宣泄，可要么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与空间来释放自己，要么当遭遇某种情感冲击泪水将要奔涌时，我却用“坚强”把它强压了下去。直到几天前，本书稿已进入修改阶段时，我才有机会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主任夏林清教授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

夏老师是台湾心理咨询界的开创者，她以坚实的学术背景和柔软的博爱之心，给我做了一次心理疏导。说是疏导其实她很少说话，更多的是我在说。虽然谈话进行到一半便被工作打断，但面对夏老师不足十分钟，我的泪水就夺眶而出。这是“5·12”地震以来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流泪，事后感觉身心都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仿佛又以被访者的角色重温了我们几个月以前进行过的访谈，历历情境，再现眼前；种种感受，重回心头。

昨晚我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梦里我坐于分岔的路边，同行的几位伙伴正在犹豫往哪去，我却固执地说：“我哪也不想去，我只想去北川……”

陈国兴访谈录（1）

2008年7月21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一大早我们就踏上了前往北川的路。

一过安昌镇大桥，就看见公路两旁挂着许多红底白字牌子，上面写着北川县各党政机关的名称。地震后的第十天，5月22日，北川县委县政府的临时办公点就设在了安县老县城安昌镇，而安县新县城已于几年前迁往距绵阳十几公里的花　（ɡāi）镇。北川各单位都租用安昌镇的民房临时办公。

北川县安监局的牌子挂在一棵大树旁，安监局和国土局合租一个院子办公。安监局的所有人合用一间二十来平米的办公室，进进出出有五六位同志。局长的办公桌靠窗。周遭环境嘈杂纷乱。

陈局长身材高大、面容和善，言语间始终带着微笑。他的左脚似乎不方便，他解释说，那是地震中受的伤。简短的问候之后，转入正题。但正如我们所担忧的，一听说访谈，陈局长就面露难色，委婉拒绝。幸好有同行的老刘，他是土生土长的北川人，在北川有十几年的工作经历，跟陈局长以兄弟相称。短暂的眼神交流，陈局长默许了。

受访人：北川县安监局局长、原北川县禹里乡党委书记陈国兴

访谈时间：2008年7月21日上午

访谈地点：安昌镇北川县安监局临时办公点

访谈人员：清华大学应急研究基地周玲；北师大社会发展研究所张誉译；绵阳市委党校张建、刘奇志

周玲：请您谈谈“5·12”那天的情况。

陈国兴：禹里是原来的北川老县城，是全县第二大乡镇。5月12号这天，我在乡上组织干部开会。村干部——村三职干部：书记、主任、妇女主任，还有机关单位的负责人和全体乡干部。正好这一天，我组织召开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动员会。会结束后，我们把大家请过来吃了点饭。饭吃规矩（结束）以后，我们刚好要上班，大概也就是2点24分——我是看了时间的，我从寝室里往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