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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就无法开班办学。而学校的课桌凳，已经在学校停办后就陆续被人偷走了。经过商议后，村干部们决定采取到各家各户动员送孩子到寨里的学校就近入学的方式，看谁家有学校的课凳。如果发现谁的家里有学校的课桌凳，就婉转地对那户人家说：“学校停办以后，村里疏于对学校的课桌凳进行管理。感谢你家积极为村里分忧，主动为学校保管课桌凳。现在，寨子里的学校已经重新恢复起来了，烦麻你家把这些课桌凳送给学校吧，同时，也希望你家把孩子送到寨子里的学校就近读书，让他们免受长途奔波的劳苦！在此，我们代表村里感谢你们！”一席话说得这户人家极为不好意思。经过村干部的劝说，先后有二十多户人家将原先从学校里扛去的课桌凳送回了学校。接过乡亲们扛回来的课桌凳，沾文老兄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连声说：谢谢你们对学校的支持！镇里的领导听说王沾文愿意出来恢复者要学校，表示积极的支持，并从其他学校调剂了一些闲置的课桌凳送给者要学校。

到了9月1号，停办了三年的者要学校终于重新恢复起来。那个用拖拉机废旧轮子的钢盆做成的吊钟，又被重新挂在学校门前的冬青树上。当沉寂了四年后的吊钟被当当当地敲响起来的时候，琅琅书声也从学校里传了出来，古老的者要寨子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听着那那一声声在寨子里久久地回荡的钟声，人们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很多老人的眼角都流出了浑浊的泪水。我清楚地记得，这是1984年的9月！那时，我刚好从三合小学毕业考入镇中学读初一。

者要学校重新恢复起来的当年，共有四十多个学生报名入学，沾文老兄开办了一年级和二年级，采用复式教学法开展教学工作。第二年，村里又把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的沾文老兄的二儿子王英禄请到学校里当民办教师，把学校办到了三年级，学生总数也增加到了七十多人。从此，寨子里那些刚入学的孩子们，就不再经受那种长途跋涉奔波到外村上学的劳苦，家长们也省去了那些因为孩子上学而产生的焦虑和烦恼。在寒暑假里，沾文老兄还跟儿子一起，按照上级的要求，切实开办了扫肓识字班和实用农业技术培训班，认真组织寨子里的成年群众进行识字学习和实用农业技术学习，努力提高全寨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日子，就这样地在学校的当当钟声和朗朗书声中平凡而又平静地滑落。

对沾文老兄父子俩的办学热情，者要寨子里绝大部分人家是支持和拥护的。但也有少部分人家，却总是不停地进行冷嘲热讽，似乎学校重新恢复起来以后给他们家造成了很多的损失似的，让他们的心理总是感到极不舒服。有人说：“王沾文就是想显示自己有文化，显示他儿子有文化，才会提出恢复者要学校，才会喊儿子回到寨子里教书。你王沾文有文化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一样跟我们一起上山下田做农活？你儿子有文化有什么了不起，最终还不是回到寨子里跟我们一样当农民？”这些尖酸刻薄的语言，听后令人感到心一下子便会从头顶冷到脚底。面对这些冷嘲热讽，沾文老兄毫不再乎。他觉得，正是因为者要寨子的文化落后，才会有人说出这种几乎不可能是人说出来的话。越是文化发达的地方，越是特别尊重教育和文化。有这种闲言碎语的出现，说明者要寨子的教育更需要加强。而要发展者要寨子的教育文化，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重任，总得有人不计得失地付出。作为曾经在者要寨子执教多年的民办教师，作为者要寨子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读到初中毕业的文化人，他有责任承担起恢复者要学校的责任，有坚持把者要学校办下的责任。沾文老兄不但自己这样想，也这样反复作儿子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够心胸开阔地面对寨子里传出来的这些尖酸刻薄的语言，认认真真地教好自己的书。在沾文老兄的动员下，他的儿子王英禄才坚持在寨子里的学校当民办教师。

由于一些村民的不理解和不支持，从思想基础上使者要学校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因为上级政府没有资金支持，村委会也没有资金支持，当学校需要维修时，只能依靠发动群众集资的方式筹集所需的资金。但是，在发动群众集资时，竟然会有很多人家拒绝出资。他们说：“我家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者要学校读书了，凭什么要出钱维修学校给别人家的娃娃读书？维修学校所需要的钱，应该只由那些有娃娃在者要学校读书的人家出！”听到这样的话，沾文老兄伤心得直想哭。见有人不资，那些原先准备集资的人家也决定不交钱了。即使是那些有孩子在者要学校读书的人家，也没有谁再愿意主动把钱交给学校。没有钱，学校教学楼屋顶上已经损坏了的瓦就不可能得到及时翻捡。屋顶上损坏了的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