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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墨下面隐含着嬉笑怒骂的内容，在嬉笑怒骂之中，又流露着作者莫可如何的酸楚。

早期作品中的讽刺与幽默，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在某些笔法上，“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辞气浮露，不够蕴藉，影响了讽刺的感染力。对于这一点作家早有所察觉。他说：“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并不懂得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如果讽刺只引起笑而不促使读者深思，或者一味夸张而使读者产生疑窦，不能算做好的讽刺。小说中写老张为节省家中的茶水，以致选择沿护城河的路走，以便边走边喝，即是夸张失度之一例。夸张而不过火，幽默力避油滑，这在老舍前两部作品中还是未能解决好的一个课题。

第四章 对“破碎也还可爱的中国”的沉思——《二马》

《二马》是老舍客居伦敦时写作的最后一个长篇。最初由《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五月）开始连载，同年第二十卷第十二号续完。《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描述的是军阀统治下北平市民群众以及青年学生的生活景况，比较着重于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现实；《二马》则把视线转向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欺压和凌辱。《二马》的中心，是描述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时的生活和遭遇，就中也就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特别是深入描述了由于祖国的衰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屈辱，表现了作者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还在对比中探索了中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问题。

《二马》是以作者在异邦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写成的。流动于作品中的作者的感情是悲怆而又激愤的。做为一个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的学者，目睹中国人在伦敦的非人的境遇以及所受到的侮辱，引起他感情上的痛苦，是极自然的。他渴望中国富强、强大；渴望中国人坚毅、有为。在《二马》中，有时甚至于直接诉诸议论的文字，表述他深广的忧思和痛苦：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

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痛苦的感受、热切的期望、深沉的思索，这一切交织为《二马》的基本内容。《二马》，这是一个爱国者唱出的一首哀歌。

作者不无痛苦地描述了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所受到的歧视和侮慢。这种民族歧视是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在的。他们父子俩租住温都寡妇的房间，在第一天早饭的饭桌上温都寡妇的女儿玛力就在心里嘲骂马威了：“不光是英国男子能打你们这群找揍的货，女英雄也能把你打一溜跟头！心里也同时想到她的朋友约翰：约翰在上海不定多么出锋头呢！”后来，马则仁同温都寡妇相处很好。两个人都有意结婚，但是民族歧视的传统观念使温都寡妇不敢应承。这种民族歧视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因为温都太太租房给马则仁父子，她的一些亲戚好友就再不愿同她来往；设若她同马则仁结婚，那么女儿玛力就会找不到恋人，“一个年青气壮的小伙子爱上她，一听说她有个中国继父，要命他也不娶她。”马威后来单恋玛力，玛力拒绝马威的爱情，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这种身处异邦遭人侮慢的处境，是任何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但是，老舍写作《二马》并不是单单为了描述这种民族歧视所给予人精神的威压；他的构思的重点是，在民族歧视的背景下，尖锐地提出如何振兴中华的问题。作家由激愤转入紧张的探索：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为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而正确的回答自然是老舍不能胜任的，他只能从自己的观察和思索入手，尽可能提出一个在当时条件下他可能提出的答案。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二马》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必须自强，然后才能同其它民族讲平等。“当国家乱的时候，没人跟你表同情。你就是把嘴说破了，告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我们是古国，古国变新了是不容易的，你们应当跟我们表同情呀，不应当借火打劫呀！’这不是白饶吗！人家看你弱就欺侮你，看你起革命就讥笑你，国与国的关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没人跟你讲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