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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希腊化巴克特里亚基础上的、多民族混杂的奴隶制度国家。它的地理位置正当中西商道的中部（姑且不论它的兴起与这条商路的开拓和繁盛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公元1世纪时的希腊地理家托勒密，记载当时旅行家们沿东西商路到达中亚的许多情况，一位名叫马利奴斯者说由幼发拉底河渡口到中亚石塔，再往东可至赛里斯国，往南即印度之地［109］。此外还有许多历史记载表明，通过贵霜境的，还有北经花剌子模（Khwarism，在今咸海南部）和奄蔡（Aorsi，在今里海东北至顿河下游）连接古代东欧地区的草原交通，加上北部西徐亚部族均善远距离贸易，这样，便使贵霜成了东西、南北两大贸易路线的交汇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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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4）

这种形势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贵霜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固然可追溯到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帝国分裂后，巴克特里亚崛起并与帕西亚争夺领地，间接发展了其间的交通。此外，大月氏第一次西迁伊犁河域时，将该地塞种部落排挤入巴克特里亚，迫使巴克特里亚部分民族引起动荡，向西遁去，拓宽了这条道路［110］。在丘就却建立帝国之后，与罗马方面显然又开展了新的交往。从发掘的贵霜早期钱币上看，丘就却时代的钱币完全是模仿奥古斯都（Augustus）后期及梯伯里亚斯（Tiberius）时代（公元14~38年）的钱币［111］。又据罗马史家DionCassius记载，“在图拉真（Trajab）时期（公元98~117年），曾极为铺张地接待了一个贵霜使团［112］。从此之后，波斯人就向贵霜商队购买成匹的丝绸和成捆的生丝”［113］。无疑，丝绸来自中国。

贵霜与印度是很难分开而论的。巴克特里亚国家时期，希腊人统治者分南北而治，南部的Demetrius据北印度，昌盛一时，他的两个儿子（Pantaleon及Agathocles）统治了印度河西岸广大地区［114］。他们使希腊的影响扩大到西印度，主要目的之一是占有印度的物产，并且可以通过海路与罗马直接交往，开展贸易，以获得“大秦珍物”［115］。共同的希腊化传统使贵霜与印度之交通关系十分紧密。贵霜与南方地区的交通也是频繁的，因为塞种的南徙，与河间地区同北方交通的扩展，有较大关系。这一情况可以从《汉书》的记载中看出。塞种在北印度到伊犁河流域这个方向上踏出了一条民族迁移的途径，同时也就开创了一条通商交往的道路。贵霜兴起之初，就已将罽宾包括在其统治之内。而罽宾恰是北方塞种南下后的聚居之地。据《后汉书·西域传》载，他们在此“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又学习了希腊的传统，能够“雕文刻镂，治宫室”，“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有“市列”（颜师古注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国也。”），所贩之商品，不少来自远方的伊朗和印度，如“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璃”等［116］，都是中国商人需求的西方宝物。可见贵霜的民族充分利用了这里交通的便利，发展了与西方、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贸易。罽宾对汉朝遣使“数年而一至”，说明他们对汉帝国有某种程度的依赖，这也是西域交通维持畅通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

贵霜通过塞种部落的北方道路，又与更远的北方草原地区沟通关系。这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贸易之路，在贵霜时期又得到发展，前苏联境内卡马河（KamaRiver）流域发掘出贵霜的钱币；在吉萨尔（Gissar）的贵霜时代墓葬中，除了有贵霜王钱外，还发现“只有波罗的海才能得到的琥珀和从印度洋来的货币的贝壳”，这使我们看到贵霜的北方贸易之路已通向十分遥远的地方［117］。

与中国的接触贸易，是贵霜帝国经济构成的主要部分。从民族上看，在帝国中占统治地位的贵霜部落，本身就是大月氏后裔（或者是与当地人的混血后裔），他们不光同葱岭以东都护所属诸城国常来常往，而且也对中原王朝保持朝贡。贵霜统一各部，建立帝国，是在东汉初年西域局势不大安定之时。公元73年班超重治西域，次年复设都护，平通汉道，贵霜当即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帮助讨伐龟兹［118］。公元84年，疏勒王忠反叛，并联合康居，共抗班超。超遂遣使以大量锦帛赠贵霜王，在后者斡旋下，康居退兵，而且将疏勒王逮捕而去。这说明贵霜在中亚城郭部族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贵霜并且与汉结盟心切，求汉公主，遭班超拒，由是怨恨。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