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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区的经济往来（如乌孙“西极马”的东来，大量丝锦缯帛的西去等），这些都加深了汉代社会与西方交往的程度。

（四）大宛

据《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在汉正西，在匈奴西南，大夏东北，乌孙西南约两千里，即今费尔干纳一带地方。大宛是中亚故国，非外来移民。这一点与月氏、乌孙等相比，有很大不同。西汉以前，它一直是独立国家。古波斯帝国、希腊亚历山大的扩张，以及塞种部族在阿姆河流域的称雄，似乎均未影响到它的存在。其民以农业定居为主，兼从事畜牧业，且皆有较大的发展，故人民生活较为富庶。该地种植蒲陶，酿之成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这种生产工艺，在汉民族及邻近各部族（甚至天山南北各城郭国家）不曾有过，而与西亚、欧洲的古代国家相类似。大宛广种苜蓿、胡麻等农业经济作物，又特产“天马”，不仅数量多而且品质优良，为中原蒙古草原产的马所不及。大宛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人口数十万，又拥有能弓矛骑射的军队，是中亚西北部的一大强国。

西汉经营西域时，大宛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及经济优势，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中西交往的历史潮流之中。

由于大宛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形式（“田稻麦”），在经济上与中原比较相似，可供相互交流吸收的东西也多，因而引起中原王朝和人民对它的特别注意。大宛以蒲陶造出甘醇的果酒，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增加美好的色彩和欢乐的情趣，这是中国史书中赞誉不绝的。汉使及商贾自大宛归时，还带回那里的许多农产品种，在中原繁殖。

大宛不仅农业发达，牧业也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准。经济价值很高的苜蓿，既是很好的绿肥，也是营养丰富的饲料［39］，因而大宛出产的马匹，品种极佳，号为“天马”，为中原所慕求，尤其受到刘彻的钟爱，派遣李广利率五万之师，捐亿万之资，经四年之时，终于击破大宛的军事抵抗，“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40］。可见大宛的牧马业对汉朝的吸引力之大。

汉为天马伐大宛，历来遭到史家议论，毁誉参半。有的将之归因于刘彻其人嗜好善马，或因一时冲动，耍耍威风［41］。有的则认为这表现出汉武帝有远见卓识，着意于抵消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增强汉朝在西域的地位［42］，扩大中西交通的范围。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都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这场大规模战争的真实背景。促成汉政府和武帝下如此决心、投入这样大的力量取得大宛马匹的主要原因，在于汉代社会生活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汉朝马匹不足，而自皇室、贵族，至交通、邮驿，对马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光依靠民间饲养繁殖，或从匈奴交易，仍然不够，必须扩大马的来源。汉朝与匈奴的战争，马是极重要的军备。《汉书·食货志》：“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入调旁近郡。”这似乎是汉朝天子好马的真正原因。此外，引进大宛“汗血马”牡牝三千余匹，在客观上也有改良马种的意义，这对古代中原畜牧业有促进作用。这样看来，李广利伐大宛，直接的导因出自汉代马政，也是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所促成的。其第二步的结果，才是“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43］，进而联络西域，繁荣交往，沟通贸易。至于朝中诗歌唱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44］，显然带有赞美的意思，这是刘彻发兵之初所不曾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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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8）

大宛是商业发达的国家，境内辖七十余城。早在波斯阿赫明尼德（Achaemenid）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这里已有商路同西亚联系［45］。正因为这个历史传统，它成了东西物质文化交往的积极中介。自远古时代，许多中国的物产，如桃、杏等，就由中亚经波斯传到欧洲［46］，以后，更有中国的大黄、茶、姜、丝绸等大量西输［47］。而起到这种中继作用的中亚国家或民族，最重要的就是大宛，因为其他部族不是与东西双方的关系不如大宛密切（如塞种与中原无直接交往），就是属于外来移民（如大月氏、乌孙），没有像大宛那样悠久的与西方贸易的传统，或者在地理上也不如大宛正当中亚国际交通“十字路口”，而是偏处一方（如北方的康居、丁令）。

自古即善经商的大宛人，在汉代中西交通进入繁荣时期之后，变得更加活跃。尽管在一开始为汗血马与汉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