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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频繁爆发，但和平与互利始终为主线。在这种交往中，受惠的永远是双方。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在这里既有对决，又有借鉴与互动。正是由于这种互利、互补、互促和有时甚至是互斗的关系，才造就了世界人类古代文明的辉煌。如果没有这四大文明交流的奠基，那么世界人类文明史恐怕就会是另一种面貌了。

对于以上这些复杂的问题，大家在一部优秀论著中，都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这就是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丘进先生当年的博士论文《中国与罗马》的修订再版本。此书确实值得一读，值得一评，值得好评。

笔者本人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特别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当然会特别重视对于中国早期与罗马关系史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当笔者初涉史学界不久，便有幸结识了暨南大学的朱杰勤教授及其高足丘进先生。

朱杰勤教授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界的老前辈。他的一部《大秦国全录》，曾使中外关系史学界长期受惠。“文化革命”之后，他首倡将我国传统的学科“中西交通史”重新定位为“中外关系史”。他的这种远见卓识，对于我国近30年来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厥功至伟。当时，我是刚刚步入学术界的一个无名小辈。我永远不会忘记，朱杰勤教授从广州赴北京出差，竟然会带着两个小西瓜去看我，充分表现了那道德文章和为人师表的学术大师的风范。丘进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中外关系史方向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与罗马》及其另一部译著《罗马与中国》，都是本学科的科研人员和正在攻读学位的学生们的案头必备书。自80年代以来，我与丘进先生始终保持联络。虽然他很早就从政，做了国务院侨办的司长，但我仍以学长的心情对待他，始终奉他为本学科的中坚。他虽然身投政界，却仍然心系学术界，默默地为中外关系史学界做了许多好事。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都会鼎力相助。鉴于这种关系，喜闻丘进先生的这部《中国与罗马》修订再版时，客气地让我再赘言几句。虽然我并无此资格，但于情于理都义不容辞，故而不拘谫陋，再堆砌几句“添足”之语。

此书首先是史料丰富。我们坦率地承认，有关汉代中西关系的史料寡而简，其中有许多资料甚难稽考。丘进先生利用他在读书期间的名校名师的有利条件，对资料搜集详尽。他对资料的谨慎而又周详的考证，在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确有许多卓越新见。

全书将汉代中西关系史的中心侧重于中方。这既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也突破了西方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框架。由汉至唐，甚至更靠后一些，虽然也有不少“西货”传入中国。但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主要是中国货，而且都是民生所必需的商品：丝绸、瓷器、中草药。到了明清之后，特别是清季，才出现了“丝绸之路”的转向问题。

全书采纳了在8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尚属“新史学方法”的比较研究方法。当然，比较不是目的，只是通过中西历史现象的共性与差异之比较，而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突出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作者采取这种方法，便大幅度地扩大了其研究的时空范畴，使他视野开阔、游刃自得，从而凸显了这段历史的厚度及其整体性。

全书观点公允客观。作者征引了大批中外文资料，取舍精细，不囿于一家之说。公正客观，是任何一部史学著作得以立足书林的先决条件，丘进先生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准则。

研究汉代中西关系史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内外分别”。中华帝国，大概是世界上疆域最稳定的国家。尽管其实际管辖范围，在历史长河中也有变迁，但其基本疆域始终是比较明确的。我们不宜把历史上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不同政权之间的关系、某些地方政权与天朝政府的关系，不加区分地作为“中外关系”来处理。对于非常典型的西域，我们也只能把这一切都作为中国与罗马交通干道所经过和到达地区的关系，也就是与丝绸之路沿途地区与民族的关系史。这些问题既棘手，又敏感，颇难处理。丘进先生基本上妥善地破解了这道难题。

当然，丘进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在20多年前构思、撰写和出版的。它是文革之后的首部博士论文，是一部开拓性的史学论著。今天看来，其时代的烙印还是可以窥见的。但是，我们提出超越时代的苛求，也是不现实的。不过，从总体来看，这部著作还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依然是本学科诸多著作中的佼佼者。当年，我在意气奋发的岁月读此书，受益匪浅；今已耋耄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