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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路线冲击一种已成定局的极“左”路线，使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各种被压抑的社会心理能量得到释放。这种对现实的不满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只是不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得到释放。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文革”的意义是复杂的，各种社会身份的人都想通过这场运动，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参加运动的不同教养、不同观念的人，也自然而然地赋予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以特别的意义。在后来出版的《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中，韩少功还提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知识分子，也站出来造反。在长沙，由他们组成的黑鬼军团名噪一时。他们认为，“反右”是“十七年黑线”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他们平反。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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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的早晨（2）

缺乏体制内民意表达的日常机制，势必导致不良社会心理能量的积蓄。然而，民意的表达一旦煽动成为一场政治风暴，升级到突破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程度，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无政府主义，代价的惨重也将难以避免。“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青年红卫兵的政治狂欢，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一旗号下，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激烈的对抗，与青春相伴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冲动得以以一种极度喧嚣、亢奋和无上荣光的方式喷发出来，令他们陶醉不已。于是，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异议被无限升级成为武装斗争和人身消灭，不顾及一切可能的后果。老红卫兵韩少功回忆起当年挂上“红卫兵”袖章时的激动时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明白秩序是可以打破的，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能服从；另外，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真正打开了视界。过去，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你是不敢与他对抗的。忽然一夜之间，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了，这似乎给了民众一种解放感，一个莫名的希望，好像一切不合理的都可以得到改变。当时虽然不能反对领袖的思想，但有解释领袖思想的自由，比方说你那一套毛泽东思想是假，我讲的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在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之前，学校处于无政府的学生自治状态。学生们也自发下厂和下乡劳动，但更多的精力耗费于派性争斗。两派之间的争吵和扑打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对立派的学生前来偷袭，往楼上扔手榴弹，不料手榴弹被楼道栏杆挡住，没有炸到栏杆边的韩少功，落下楼来爆炸，在地板上炸出大坑。把浑然不觉的韩少功吓一大跳。

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玩耍和读书，包括部分青年学生中蔚然成风的大读马列。国际共运思潮让人半通不懂，但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和古巴的切？格瓦纳就像多年以后的歌星“四大天王”，成了激进学生们的偶像。这两个人，一个右派，一个是“左”派，但他们共同的继续革命热忱鼓舞了韩少功的同时代人。他们觉得新时代就要出现，人类历史将在中国翻开崭新的一页，能生逢革命真正的无限光荣。他们热血沸腾，一遍遍唱着《国际歌》，感到自己负载着沉重的历史使命。一封由韩少功起草的信就在此时发出，寄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首长。二十几个湖南的中学生在信中陈词恳切，强烈要求到新疆参加最艰苦的劳动，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奉献青春——这一次浪漫的远行几乎成功，只是因为后来省知青办坚决卡下有关手续，才令人遗憾地功亏一篑。

但韩少功从不怀疑革命是人间正道。在当时湖南省会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当中，劳动是一大人生光环，凡是因怕苦而逃避下乡的同学，在一般情况下都要受到蔑视。学习也是一大人生光环，如果谁不能在哲学、文学、科学、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表现一技之长，在一般情况下也会受到嘲笑。独立与反叛更是一大人生光环，以至于长沙市一中学生杨曦光（后更名杨小凯）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康生点名，不幸获刑十年，立即被韩少功及很多战友暗暗视为英雄——尽管他们对杨曦光“重新建党、建军、建国”的激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韩少功与杨曦光之间的个人情谊也长期保持，一直到几十年后杨曦光以著名经济学家和基督教徒的身份病逝异国。

像杨曦光及其他少年思想家那样，韩少功也迷上了社会和政治，找母亲要来当时堪称大钱的十二元，买回一套四卷本《列宁选集》，通读之下做了几本厚厚的笔记。马克思、毛泽东、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同样让他兴奋不已。他和一些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