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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村人读了这篇小说，读得大家都哭了——这难道不是更有意义的奖赏？

校园里的大民主（2）

这篇小说应视为韩少功登上文坛的标志。这一年的10月，作为湖南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赴京参加当时轰动一时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那时文学真是一种神圣的事业，作家的头上绕着七彩光环。

韩少功的大学四年，正是“伤痕文学”在中国盛行的时期。伤痕文学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脉，它借助人道主义的情感和思想资源，以悲惨沉痛的故事，对1957年来历次###和错误观念对人的摧残进行了投诉，揭露了一些社会存在的弊端。故事越是悲惨就越是感人就越能引发社会共鸣。那时候每个中国人都似乎有一肚子苦水要找地方倾泻。韩少功在那批作家中是较年轻的一个，他写的《飞过蓝天》和《西望茅草地》，分别获得了1980年和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风吹唢呐声》也获得好评，并改编为电影，后由凌子执导，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映。1981年，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月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韩的家庭亦属于伤痕不浅的一类，但他的作品关怀的更多是社会和人生理想问题。在《西望茅草地》中，他试图写出生活的复杂和人物的多面，颠覆当时流行的把生活和生活者简单化的倾向：“一段历史出现了昏暗，人们就把责任归结于这段历史的直接主导者，归结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德性，似乎只要他们的心肠好一点，人民就可以免除一场浩劫。”小说《飞过蓝天》写的是理想的放弃与坚持。在“文革”结束，知识青年纷纷返回城市的时候，公社知青户里最后一个知青“麻雀”，由于没有任何可以动用的资源，只好把寄托自己精神的一只鸽子，献给了从北方城市来招工的要人，最终也还是不能如愿。于是，他破罐子破摔，企图以让别人厌恶和惧怕的方式达到目的，玩忽职守怠慢责任，终日沉湎于酒精和游戏之中。有一天，他在游猎中开枪打死了一只鸟，而这只鸟正是他送给别人的鸽子“晶晶”。文章通过对鸽子“晶晶”挣脱牢笼，从北方返回南方，百折不挠地寻找自己家园和主人的过程的抒情性叙述，表达了作者对曾经激荡过一代人的超越世俗利益的红卫兵情怀的执拗坚守。经历过困苦生活的韩少功深知物质利益对于人存在的意义，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拒绝把物质欲望视为人生的究竟。

大学四年对韩是十分重要的。韩称在这时期他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大学后期，他开始接触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尼采和萨特，一度兴奋了他的神经。他开始对神秘、复杂、阴暗的人性进行思考。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王蒙、金观涛等更多新锐知识分子，曾与王蒙在书信中讨论切磋，与金观涛在岳麓山下漫步长谈，与北岛、蒋子龙、陈国凯、苏炜、吴亮、南帆等文友结下友谊。他的知识视野豁然变得辽阔，心态也渐渐冷却下来。在多种主义方法的交叉观照下，世事与人心变得光怪陆离，游移多义，定义和结论越来越难以独断。对于很容易走向极端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他是真正厌倦了，一直亢进不懈坚定不移的韩少功变得迷惘和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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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文学的根（1）

1982年7月，韩少功走出了湖南师范学院大门。按照成绩，他可以进入党政部门、报社、电视台、出版社、文联一类同学们争相挤入的单位，但他必须为他###中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被分到湖南省工会干校，在当时情况下不够热门的单位。由于他持有结婚证和子女生育证，学院大概不能把他分配到偏远的地方去，制造新的两地分居。临别之前，同组的同学到韩少功家聚会，梁预立为他们准备了具有湖南风味的菜肴。大家的心情各自不同，但都异常兴奋，共同约好五年之后的这一天再次在这里会合。结果，五年之后的这个日子，只有一个名叫杨晓萍的同学，从遥远的南方风尘仆仆前来践约。

到了工会之后，因为写作上的特长，他被安排在《主人翁》杂志社当编辑。第二年，他的政治命运也渐有转机，由于省文化界老前辈刘斐章等人的力荐，1983年他成为湖南省政协的年轻常委，1985年2月从《主人翁》杂志副主编的任上调入湖南省作家协会，当上一名不用按时上下班的专业作家，后来还被选为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成为领导干部后备梯队的一员。如果有志于政治仕途的进取，他的前景甚为可观，但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比如经常在省政协常委会上缺席，至于省青联的主席团会，更是一次也没去过。以至于某机构考虑提拔新人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