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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随从，徒步走向左家，左宗棠见状，十分尺讶，当天两人聊得很投机。自此，左曾关系又和好了。

以前，曾国藩看不贯湖北巡抚胡林翼讨好官文的姨太太，求得与官文的合作，觉得胡林翼太软弱，没有大丈夫气节。自从曾国藩把儒家和道家从对立位置放到互补的位置后，他就看到了胡林翼的高明之处。

从曾国藩的转变可以看出，懂人情世故的重要性，纵观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物，都是有才华又懂人情世故的人，不懂人情世故，能成“小器“，能成“中器”，但最终成不了大器，即顶尖的人物。

我们可以拿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位政治家相比。

曾左两人由于剿太平军有功同，都成了清朝重臣，朝野一般多以“曾左”并称他们两人。曾国藩年长于左宗棠，并且对左宗棠也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颇为自负，从没把曾国藩放在眼里。

有一次，他很不满地问起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

一位侍从回答：“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中则无曾公。”

这句话让左宗棠沉思良久。

一个最优秀的政治家与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差别就在于这一点点，即谁更通人情世故。通者得人心，得天下；不通者，不得人心不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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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不讲假话，不讲大话

不讲假话，不讲大话

王充在《论衡》中曾经说过：“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说假话，说大话的人。

说假话指说的话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与实际的意思不符；说大话即平时说的吹牛皮，有的地方称之为放炮，把这种人说的话“放大炮”。

说假话与说大话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们来看一个事例：

湖北的张成与李梅大学毕业，一个到企业工作，一个分到机关工作。一年后，两人在路上相遇，大概工作中不顺心，张成拉着李梅站在路边说工作中的一些事。张成说：在机关工作不像当学生那么开心、单纯，自己很不适应，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得很厉害，说一句实话，也就是真话会传到领导的耳朵里，他就因为乱说话，已被领导批评了好几次。所以他现在一天到晚的说假话，要不就是和一些女同志调调情。没有了出校门时的工作热情，然后他又举例说明了一些假话在工作中竟然很管用的事实。他认为，这个社会已没有了真话存在的理由，只有说假话才能在这世上生存下来。

这就是说假话者的理由，为了更好的生存，为了更好地获得利益，当要说假话。事实并不如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涉及到真实事情的时候，要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说真话。说假话与说大话都是错误的。

老粗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他们都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说真实的话，说客观的话。

三国时的蜀主刘备是一个老粗，他对于说不说真话是很看重，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演义上的这一段话是有根据的。陈寿在《三国志》的《蜀志》中确曾写道：“先主谓诸葛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看来，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

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刘备认为这种人不可用。而说真话的人往往洞察了问题的要害，往往可以得到重用。雍正就曾用了说真话的孙嘉诚。

孙嘉诚是康熙六十年进士，殿试时实际上考了个探花，却因容貌丑陋被嘲笑为“有碍观瞻”，硬是被降为户部主事。

雍正元年，为了铸造新钱的弊端，孙嘉诚请户部的阿灵阿大人转呈皇上奏折，但阿灵阿大人反而嘲弄他一顿，为此两人扭打成一团，互相揪着去见雍正皇帝。原来铸钱是以半铜半铅的比例来制，官价是一两银子可兑两千制钱，可实际上民间一两银子只能兑八百制钱；且奸商们用一两银子买朝廷的两千制钱，因制钱中的铜含量高，商人大量买进制钱后重炼成铜器，高价卖出，赚取暴利。雍正元年通宝改成了铜六铅四，因而产生更大的弊病。

孙嘉诚不畏皇威，当着众位大臣反斥负责铸钱的总理王大臣胤祀，被雍正免了主事之职。当晚前朝大臣张廷玉到孙嘉诚家，转告孙嘉诚雍正其实欣赏他的忠直之言，并且采纳他的建议将已制的新钱由一千万枚减为一百万枚，之后一律按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