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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只需要“留得青山在”——留住了人才，通过出售产业、发行国债等重新获得资金，然后注入到产业调整、科技创新、制度改革当中，就往往又能够获得重新繁荣的机会。但是，这次连韩国的《朝鲜日报》也意识到：“中国虽然热衷于招聘人才，但在摇摇欲坠的西方金融机构的收购和投资方面则显得‘漠不关心’。”

某种程度上，中国这次“学精”是通过头破血流的方式得到了教训。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海外并购和投资当中所付出学费已经太多。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国内大多数媒体和专家对于中国“人才抄底”第一反应就是：需要深思缓行。诚然，人才引进与人才使用必须结合起来，国家引进人才是为了帮助发展，人才也需要“事业留人”，“共赢效应”才是保持长期合作的根本。

但是，有许多媒体喜欢不分情况地过分夸大国情的特殊性，一提到海归以及引进海外人才，不看招聘的具体岗位和要求，不问水土不服的原因是海归自身调整出了问题还是本身制度和环境不利于人才发展，首先就是去怀疑这些海外人才要求高，熟悉西方而不适应国情。最后，这些被鉴定为“水土不服”的高级人才转而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效力时，结果却又让采信这些舆论的政府和企业“有苦难言”。

“中资银行成外资超级提款机”在2008年成为中国各大媒体热点，因为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成功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失败形成了太鲜明的对比。也是国内的媒体称：目前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而这些外资在短时间内都获得了高额溢价，不管中国的银行是否想贱价出售股份，事实上都成为了外资机构的超级提款机，造成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一位社科院研究员还以2006年美国高盛、德国安联、美国运通等公司用大约295亿元人民币收购工商银行10％股份为例，指出一年后这些股份市值2755亿，外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中国净赚2400亿元。

但是，这些专家和媒体却没有意识到：为高盛、美林进行中国业务运作的中国区高管们，大多正是那些被他们认为“水土不服”、并由此成为质疑“人才抄底”理由的海归。当企业不问具体原因，就以“特殊国情”和“水土不服”等拒绝人才，最终付出的代价只能是自己。海外人才也并没有因此被耽误，这正是国际人才的基本特征，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外国以及外国企业也能取得成功。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审计业，即使中国对外资进入有明确限制。2005年中国评出百强事务所，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德勤等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依然占了百强所业务总收入的49．46％。“四大”基本垄断了中国高端审计业务以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所有审计业务，因此，2007年我主持《海归推动中国》丛书采访时，当时人民币升值还没有成为热点，安永华明的董事长葛明就已经指出：中国大型企业海外上市全都由“四大”审计，许多具体数据中国的政府领导和企业高管都不清楚，而美国人（四大都是美国公司）却知根知底，因此，将来如果谈判人民币升值，必然会让中国处于被动位置。

然而，为“四大”中国公司效力的却基本都是中国人。例如在安永华明的数千名员工当中，95％都是中国人，其中大约五分之一是海归。葛明自己就是海归出身。在全球化当中，当本土企业只用懂中国的人才时，外国竞争对手却既有熟悉西方又深刻了解中国的人才。中国在全球进行这样的智力博弈，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只会更多。

作为少有并购后融合成功的案例，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后，连续几任全球总裁都找了“洋人”。第一任沃德是原IBM副总裁和个人电脑业务总经理；第二任威廉？阿梅里奥以前是美国戴尔公司的副总裁，此前也在IBM工作过，此后的总裁罗里？里德也是个美国人，在IBM工作25年后因为收购进入联想工作将近四年。实际上，联想董事会的成员一半以上也都是外国籍人士。因此，柳传志、杨元庆是船长，但充当联想“走出去”先锋却是那些在西方土生土长、并有多年当地市场实践经验的西方人，这或许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个提醒。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怠”。即使招揽的人才只了解西方，只要根据自身情况适才适用，在这个全球化背景下与西方企业展开竞争时，也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

并非只有中国和印度会去美国“人才抄底”。旨在改进欧洲国家政策的智库兰德欧洲　（Rand　Eu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