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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富有了。

财富的巨幅增长并非一些保守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罗纳德·里根的供给方减税政策造成的。在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两位总统增加税收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频创新高，这说明公司在朝超级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利润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公司高管们有了提高效率的强大驱动力：作为消费者，我们提出警告，除非他们的办事效率最高，否则我们就转向其他商家；而作为投资者，我们提出警告，除非他们能为我们的投资带来最好的回报，否则我们就把资金转到别家。我们施加的压力——通过沃尔玛这样的消费者中介，或者通过华尔街的投资者中介——如下文将要讲的，使成功的CEO和金融企业家们获得了惊人的巨额财富；又如前文所述，让失败的CEO和金融企业家们突然间丢掉饭碗。

难下决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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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不仅仅是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同样也要为维持生活而工作。如果我们的工资和福利没有随着整体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加，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发展。

除非是完全陶醉于自我的人，否则我们所关心的绝不仅限于自己的工作、工资和福利，我们还会关心父母或者孩子的工作，还有兄弟姐妹和他们孩子的工作，朋友、同事以及他们的父母与孩子的工作。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专注于与个人相关的领域，这些领域被严格地限定在政府数据分析机构的分析家们所定义的“家庭”或者“家族”内。但是这种分类太过武断，人类的移情能力——责任感、忠诚以及简单的人际关系——远远超出了这个限制。

我们也是社区的成员、邻里生活的参与者、*成员、爱国者，许多人为了国家利益而甘愿牺牲个人利益。标准的经济模型很少涉及这些无私的思想感情。然而作为公民我们可能会关心很多问题：是否大多数人的工作都不稳定并且工资停滞不前？是不是少数人垄断着大多数国民财富？由于小型零售商无力与大卖场抗衡，我们也同样担心小镇主街会因此而消亡。也许我们还会为许多其他事情感到不安：工业中排放大量污染物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国外的践踏*事件时有发生、刻意迎合*暴力等原始本能，或者拼命用垃圾食品塞满孩子们的胃（我们自己可能也吃了大量的垃圾食品）。

在这些方面，狭隘的自我利益和广泛的社会同情之间的界限也很模糊。比如说，我希望穷人也能接受教育并找到工作，否则犯罪率就会攀升，我所爱的人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我的孩子或者我本人就可能被某个穷孩子抢劫，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合法经济活动中没有成功的希望。同样，我也对小镇主街的消亡感到忧心，不仅是因为我关心小型零售商，还因为我曾经享受过流连其中的乐趣。全球变暖不仅威胁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还有可能吞噬掉我喜欢漫步的海滩。我不希望网络上充斥着随处可见的*内容，因为我不愿意我的孙辈看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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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买到便宜的汽车、冰箱、相框或者其他各种价廉物美的产品，通常是由于那些铸造、修理、安装、固定这些东西的美国员工们接受了工资和福利的削减，或者丢掉了工作。在通往超级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他们的工资下降了或失业了，这是因为，就像我们在前一章所谈到的，运用新软件、雇用外国员工或者某个没有加入工会组织的美国员工，企业能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完成同样工作。大多数失去工作的员工可以找到新工作，但通常是在当地从事服务业，比如在零售商店、餐馆、旅馆和医院里，这些工作的工资更低、福利更少。2002年劳工部再就业员工调查显示，由于进口竞争而失去工作的制造业员工，找到的新工作的待遇比以前平均低了13％。因其他原因而丢掉工作的制造业员工（比如雇主用自动化机器和软件取代了人力），新工作的待遇比以前低12％。

当我们发现更经济、更实惠的服务时，可能也间接地影响了某些美国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比如我们会在网络上搜索，选择低价票，如果几百万名旅客都这样做，就会影响像莎侬·韦勒姆这样的空中服务员。29岁的莎侬·韦勒姆是西北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服务员，她在2006年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当时破产法官正在就是否允许西北航空公司进一步降低工资并禁止举行*一案作出裁定。为西北航空公司工作7年之后，韦勒姆的所得收入终于在2005年超过了3万美元。但是在2006年，如果按照西北航空的要求减薪，她的工资可能不足万美元。她在给法官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擅长量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