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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汲取了古代性文学的糟粕,您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贾:对我的争论确实是从来没断过,这有时也让我感到疲累,因为有时你会为这些事分去一部分创作的时间,很可惜。
不过,如果争论和批评都是文学范围内的我欢迎;如果不是文学范围内的,我不大理会。若有人说我写作继承了“古代文学性文学”中的糟粕你想这公正吗?《废都》中是有性的描写,而《废都》之后,我10多年的作品哪里又写到了性呢?因为你和那些人是说不清的。有人他根本就不看你的作品,在那里就说开了,也有些人是专门弄那事的,这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很简单,那种架势您一看就能看出来。一个人要想做事情,就要踏踏实实的,走一些捷径是不通的。但我尊重正常的文学批评。
记:对一些不公正的评论,您是否考虑过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
贾:有些人的言论确实是非常的让人无法忍受。但有打官司的时间我还不如多写几篇作品,那太会耗费你的精力、你的时间,我不会去做那些事情,以前也打过很多官司,太劳人了。
当然有时我也感到委屈,因为有些言论对我是不公正的。但一个人活着,总有屈从的时候。
关于风格
——疾病影响我的创作
记:对于您的小说语言众说纷纭,您自己觉得受什么影响最大?
贾:我的小说语言是受过孙犁的影响,但绝不是孙犁一个人。影响了我的作家很多,有古代的作家,也有外国的作家。当代的也有很多,像沈从文、林语堂、张爱玲等等。我的房间里就挂着这些人的照片。他们对我的写作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我尊重他们,我想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创作生活中,自始至终可能要受很多作家的影响。
记:您说自己经常生病,这种病痛的情绪也都自然地反映到了您的作品中,如果没有这些病痛,您的作品是否就会少了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鬼”气?
贾:病痛确实对我的创作有影响,你想想一个人如果总是处在生病的状态,那么他的那种情绪就会很自然地带到作品中。我也不希望自己生病,可生来多病,我过去吃的中药都有几麻袋。那对我的创作确实有过影响,是真的。
记:西北作家群曾在中国文坛上制造出了不少的奇迹,现在声势渐微,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贾:繁荣的时候和当时大的社会环境也有关系,当时大家都是一股劲往前冲。现在,已经没有那样的凝聚力了,因为作家的创作在每个时段都不同。和文学边缘化也有关系,这个社会越来越丰富,诱惑越来越多了,人们想去关注什么是受潮流的影响的。这一点没法改变,但大家仍然在努力。
关于出身
——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
记:您一直强调自己是个农民,但又强调自己与时代共进,这是否矛盾?
贾:我出身农民,对农村农民有感情,我关注农村的一切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从中传达时代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我才写了大量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如《商州初录》、《浮躁》、《高老庄》,也写了包括现在的《秦腔》。写现实主义作品,一定要传达出现实主义的精神。正因为我对农村有这样的感情,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关注这个群体,在自己的生命感知中,我也许确实是农民,但在精神追求上我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境界。
记:陕西作家在文学创作上,黄土味都非常地浓,这是否和您们的创作传统有关系?
贾:陕西作家是有写农村题材的传统。这归于陕西作家大都来自乡下,对农村对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熟悉,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但在具体的写作领域里又各有各的特点,路遥是写陕北的,陈忠实是写关中的,我是写陕南的。所以如果这样细分的话,我们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写作城市题材和农村题材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让文学变得更神圣,更有意义,更能贴近普通大众。
关于女性
——我尊重热爱女性
记:您的作品女性读者偏多,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贾:因为尊重女性,热爱女性,所以可能也就受到她们的尊重吧。我早期的作品清新明丽,有很多女性读者都爱读,具体原因我也说不上来,但确实收到过很多女读者的来信。可能我的作品里面,也多少附带了她们的一种情绪和感觉吧,女性都是比较敏感的,尤其是文字也是一种有气场的载体,是有灵性的,能感染人的。
记:台湾作家三毛曾对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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