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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坚地上，更长不出鲜花，软件文化是土壤。

问：能不能举些具体例子？

柏杨：斑马线是硬件文化，遵守交通秩序是软件文化。宪法条文是硬件文化，恪遵宪法是软件文化。工厂机器是硬件文化，管理方法是软件文化。学校是硬件文化，师资和学习精神是软件文化。高楼大厦连苑起是硬件文化，保持清洁是软件文化。抽水马桶是硬件文化，擦屁股用什么纸是软件文化。美丽动人的口号文章是硬件文化，待人接物和内心里真正的想法和观念是软件文化。铁甲船、大炮是硬件文化，作战精神是软件文化。法律是硬件文化，法治是软件文化。录像机是硬件文化，录像带上的情节是软件文化。如果录像机是世界第一流的录像机，放映出来的却是歌颂阴狠毒辣、忘恩负义、夫妻相残的影片，那可是硬件文化越现代化，人民越惨。

问：你用现代语言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已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肯定性的反应，有些人惋惜再看不到你的杂文，你是不是可以说几句安慰这些读者的话。

柏杨：非常感谢喜爱我杂文的朋友，从前没有人（或者是很少人）写杂文，我便做这件事。现在很多人都在写，我觉得我应该再一次改变航道。因为我比年轻时成熟，比年轻时心智成长。当我写了许多年的杂文之后，我觉悟到，我们的文化中，一定隐藏着一些病毒，我决心把这病毒找出来，像医生一样，要对病人做切片检查，然后彻底根治。

问：你从什么地方寻找病源？

柏杨：从历史。这就是我放弃杂文，从事历史写作，从《中国人史纲》到《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第一个原因。其次，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历史，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没有人看完《二十五史》。所以我要写一部简单、明了、文字通畅，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史书，这就是《中国人史纲》。而《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每一个研究中国政治、中国权力运转、中国文化的人，都必须读《资治通鉴》。问题是文言文艰深，一般人看不懂。我当然也看不懂，所以我有使我自己看懂，也使任何一个人也看懂的责任。

问：你有没有找到彻底根治病毒的药方？

柏杨：找到了，即是人人皆知的人权、法治、民主、自由。

1984年10月于美国爱荷华

。　想看书来

炉边漫谈（1）

执笔者聂华苓女士

文载1985年6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

一、郭衣洞和柏杨

一直到现在，三十年了吧，我还是叫他郭衣洞，叫不出柏杨。

五十年代初期，正是我在台湾主编《自由中国》文艺版的时候，一位署名郭衣洞的作者，投来一篇小说《幸运的石头》。我们立刻就关注起来了。《自由中国》的文艺版常出现冷门作家，我们着重的，是主题、语言、形式的创造性——纵令是不成熟的艺术创造，也比名家陈腔滥调的八股好。郭衣洞那时大概开始写小说不久吧，可说是冷门作家。但他的小说已具有柏杨的特殊风格，嬉怒笑骂之中，隐含深厚的悲天悯人情操。

台湾五十年代的“文化沙漠”的确寂寞，为《自由中国》文艺版写稿的一小撮作家，常常聚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后来由周弃子先生发起，干脆每月聚会一次，称为“春台小集”。

“春台小集”这个名称和我与彭歌有点儿关系。我们的生日都在正月，好像也是同年。我们三十岁那年，周先生预先邀了十几位文友，在台北中山北路美而廉，为我与彭歌来了一个意外的庆生会。从此，我们就每月“春台小集”一次，或在最便宜的小餐馆，或在某位文友家里。琦君散文写得很好，也做得一手好菜。她的杭州“蝴蝶鱼”，教人想起就口馋。轮到她召集“春台小集”，我们就到她台北杭州南路温暖的小屋中去“闹”一阵子，大吃一顿她精致的菜肴。“春台小集”也几经沧桑。最初参加的人除了周弃子、彭歌、琦君与我之外，还有郭衣洞、林海音、郭嗣汾、司马桑敦、王敬羲、公孙阓、归人。后来郭衣洞突然放弃了我们；司马桑敦去了日本；王敬羲回了香港。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创办了《文学杂志》，“春台小集”就由刘守宜“包”了，每个月到他家聚会一次。我们也就成了《文学杂志》的撰稿人。记得彭歌的《落月》是在《自由中国》连载的；夏济安对《落月》的评论是在《文学杂志》发表的。后来夏道平也参加了“春台小集”。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雷震先生被捕，“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