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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外祖父是个戴帽地主，他也反对抄手。老八路跟地主的思想一样，这不是封建意识么？外祖父来哈尔滨，躺在我家暖和的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可无赖了。三九四九，出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皮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头，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子的，干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毛两毛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干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毛，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管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头暖和了，光腚出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子，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作“没出息”的标志。我不以为然，但又驳不倒他们，因为从生活中观察，人的品性确实跟身体的姿态有某些关联也。我从小就是在对各种复杂思想的“存疑”状态中成长的，驳不倒的观点就暂且听着，不像现在的勇敢少年这般，袖了两丸真理，便纵身跳踉叫骂。我上高中后冬天不穿棉衣，那是为了锻炼，此后连续近20年坚持天天冷水浴，都是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不敢存一丝“耍单儿”的念头。至于“抄手”的习惯，则始终未曾养成也。

后来见识略广，发现喜欢抄手者并非都是穷人俗人，地主老财乃至帝王将相都不乏其人，据说大学者章太炎和大作家赵树理也喜欢抄手。革命前辈也并非都不抄手，例如刘邓大军的“刘邓”二人，隆冬季节，邓小平在院子里坚持冷水浴，而刘伯承却双手抄在棉衣袖子里，嘿嘿地笑着说：“卧们的政委，身板儿蛮结实哟！”看来抄手与否，只是一种习惯或者习俗，顶多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标准，不可用来一概论人也。

老衲自从“四十不坏”以后，抗病防冻能力急剧萎缩。某日黄昏，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蓦然一低头，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对插进了袖中，不禁十分羞愧。遂将手抽出，搓了搓，插入衣袋。但那片刻的抄手，已使我领略到袖中的温暖，怪不得哲人推崇“袖里乾坤”，怪不得过去的某些商人在袖子里用手指头讲价，更怪不得古代的人喜欢宽袍大袖、金银财宝都塞在袖中呢。抄手极有可能是人类早就养成的本能，而非要克服这种本能，不论是为了发家还是为了做人，真的是那么必要吗？

再后来，俺到了东京。听日本朋友说，此地的冬天非常冷，零下好几度，还会下雪呢。三九天到了，日本的房间没有暖气，果然阴冷入骨。可出门一看，满街的少女少妇还是超短裙，长筒袜，不但没有抄手的，而且手都不闲着，不是按着手机，就是捏着眉笔。到了繁华市区，更是一片一片的光腿，织成一曲“温柔的嘹亮”，好像刚从冷藏车上成批卸下来，都成了精似的。这情景夏天不太引人注意，因为全世界都差不多，而在这个季节，实在蔚为壮观也，让人疑惑莫非是火锅店的广告？刘胡兰说“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那是因为解放军打了胜仗。可这些日本妹妹为啥如此不畏生冷捏？难道都属于俺爹说的“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吗？我对同行的春兰说：“当初娶个日本太太就好了，又不怎么吃饭又不怎么穿衣，而且也不怎么看书，这一年省多少钱呀！”春兰反驳道：“呸！你没看她们一年美容花多少钱哪？再说，得了关节炎，那看病不是钱哪？你没见日本满街都是整骨院吗？”我一想也是，自己的抄手问题还没整明白呢，管人家的抄腿问题岂不多余吗？

最后想起，“抄手”一词还有个意思，就是“抄写文章的人”。这个职业随着电脑的普及似乎消失了，但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改行”了——改为直接在网络上面抄了。这可是比“袖手旁观”和“红油抄手”都更轻巧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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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阿扁的扁（1）

###先生今年不幸狗皮倒灶了，由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