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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观花的参观完巴黎市区所有名胜古迹后，东方人的内心感到一丝忧伤，除了凡尔塞宫因有国民卫队驻扎，保存稍微完好些外，其他的遗迹都与杜伊勒里宫一样，遭受到相当程度的严重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巴黎圣母院成了理性祠，日常的弥撒与祷告早已禁止，冬天里的市民缺乏木柴取暖，巴黎公社就默许妇女们到里面去拆取生火原料，残缺与破乱成为著名修道院的新象征。卢浮宫收藏的奇珍异宝，大部都被暴发户们搬到自己家中，巴拉斯官邸的楼梯间也悬挂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作。诺大宫殿，仅留下一些笨重难拿的家业闲置在空旷的大厅里，孤零零地躺着。不过，事情总有例外，作为革命象征之一的先贤祠便列其中，保存的非常完好，甚至好与从前。它原本是一座教堂，是路易十五在一场大病之后为了还愿而修建的。1791年以后改为国家圣陵，法国最显赫的人物皆安葬于此。“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词赫然写在祠堂的正上方。

回到马车上安德鲁默然无语，双手中捧着一尊马拉的半身塑像。这是他在参观先贤祠结束后，花了2个苏买来的。勤务兵同样在摇晃的车厢里琢磨着。曾在英国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犹里西斯，知道伦敦的各类建筑与文化遗产保存的相当完好。从表面上看，巴黎的宏伟更甚于伦敦，但亲眼所见的多是破乱不堪，与书中描述的情节完全不一，于是转向对面的将军寻求答案。

“这是一个理性时期里的疯狂年代！”安德鲁神情有些沮丧，望着窗外躁动的人群，答非所问的说道。

接下来的数天里，心情郁郁的安德鲁没有再出去，他把自己锁在书房思索，一律不再接见任何客人，其间只让勤务兵送饭上来。没有知道将军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将军准备做些什么。直达第五天，安德鲁下楼了，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神采奕奕的他一扫往日的愁容。

在巴黎的亲身经历告诉安德鲁，现在的确是到了保存革命果实的时候，而并非歇斯底里的继续革命。要完成这个任务，贫民党人，不行，他们只懂得疯狂，追求一味的毁灭，法国交到他们手上只有崩溃；三巨头们，不行，只知强硬不晓得妥协的雅格宾派领袖们，不明白政治就是交易与妥协，对所有派别残忍但又不彻底的镇压，反而会送他们自己上断头台；平原党人，不行，安逸享乐的他们只会盘算自己的得失，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盟友；宽容派，或许可能，他们的主张符合当前的国情，只是过于软弱，没有勇气站起来说“不”；看来惟有巴拉斯领导骑墙派，左右逢缘，联合各派盟友纠合在一起的热月党人，才能真正挽救法国，挽救革命，也包括挽救自己。

此时的安德鲁已经把自己完全溶入到法国，他的思想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革命果实得以保存的方式。革命不再是歇斯底里，而是要回归冷静。

就在安德鲁消失在公众视野的十多天里，巴黎似乎一直在保持着某种平静，但明眼的人看得出来，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水面之下仍是波涛汹涌。对于安德鲁的缺席，国民公会没有意见，安德鲁只是荣誉议员，有不来议院参政的权利，将军的干薪全由陆军部发放；陆军部也不关心，调令安德鲁为陆军部副部长的文件仍压在卡尔诺委员的抽屉里，而在卡尔诺本人跑到北方方面军视察工作，目前的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防备反法同盟军队的下波进攻；巴黎市民渐渐不在乎了，一度热情高潮过后，原先徘徊在楼外的群众少了很多，因为喜好热闹的他们都被别的事情吸引过去，这是喜兴厌旧的典型表现。

安德鲁无所事事的“消遣了”十多天，巴拉斯却紧张忙活了十多天。他整日马不停踢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私人名义或公开身份联络各党派，频繁出现在各个的俱乐部中。原本想叫安德鲁一起前往，但青年人婉言拒绝，理由是不想太多的张扬。巴拉斯要做的目的很明确，意在推动一项民族和解，尽快结束旺代叛乱的议案。这是巴拉斯委员与保王党人达成协议条款的一部分。

1794年1月22日，就在安德鲁获得国民公会荣誉议员的第八天上午，该项预案开始进入审议阶段。只是提出议案并非巴拉斯本人，而是宽容派代表菲利波议员。老谋深算的巴拉斯知道，这份与保王党人妥协后的内容，绝对不能由本人呈送，在当前的时局下，自己应该保持一定的超然地位，有利益于把握事态的后续发展。思虑过后，巴拉斯毅然将这烫手山芋扔到丹东的同志们那里，由于宽容派的政治主张与提案的精神不谋而和，同时失去了丹东的直接领导，派别里尽是些鼠目寸光的笨蛋，委员兼议员的巴拉斯毫不费力得让他们接手下来。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