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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大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例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三十六年？）。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例如根据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质《戊戌闻见录》，谭嗣同在狱中，不可能再写信给康、梁），而存真实。不过，为了配合小说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关键性的可疑文献（例如谭嗣同狱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事，我在《历史与人像》中早有考证，但这是历史学的范围，不是小说的范围，在小说中，我另做处理），甚至还有将错就错之处（例如谭嗣同孙子谭训聪写《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说〃亲赴法源寺访袁〃，但照袁世凯《戊戌日记》，他住的是法华寺。但我为了强调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谱将错就错处理）。

大体说来，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但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钩，其精确度，别有奇趣（例如书中描写谭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馆〃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实上，是我根据一九00年的一张日本公使馆的照片做蓝本写出来的。又如整个有关法源寺的现状，是许以祺亲在北京为我照相画图的；有关袁崇焕坟墓资料，是潘君密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荣胜代我找的；有关康有为、谭嗣同故居现状，是陈兆基亲自代我查访的……）。清朝史学家说〃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大率类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样。能确有此人、真有其事的，无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当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尽量要求不凭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净，他是三个人的合并化身，就参加两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为共产党献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钊。我把他定名为〃李十力〃，并在李大刽等二十人被绞名额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来。又如在美国公使馆中与康有为对话的史迪威，他确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国的人物，我把他提前来到中国，跟康有为结了前缘）。这类〃苦心〃与〃调剂〃，书中亦复不少。

总之，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aw）剧本《一人演说》之谶。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己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源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章大炎语），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语。）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