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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大王，好出击了。宋襄公怒曰：难道你没看见楚人还在渡河吗？此公不等刀架在脖子上，是决不开“第一枪”的，被毛泽东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撇开“道义”不说，那么这仁君，战术上肯定是弱智。

至于今人，那就是风云一时的“牛人”萨达姆。萨达姆号称百万精兵，恃强凌弱，等山姆大叔发怒了，撅起屁股，就等着一顿狂揍，这是海湾战争；小布什上台后，更是颐指气使，咄咄逼人。萨达姆嘴硬腿软，“飞毛腿”毁完了不说，还亲自挖地三尺，“以示清白”。以后，美军的机步二师长驱直入，若入无人之境。萨达姆，雷不埋一颗，桥不断一根。要打就打，要降就降，就怕是“五心不定，输个干净”。我也不说别的，从战略上考量，此人肯定低能。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颗火星引爆的，那是这颗“火星”一定是落在了火药桶（巴尔干）上。所以，今天再追究朝鲜战争是谁打的第一枪，可能永远说不清了，虽然先发制人，对战局的发展肯定会有重大影响，但引起战争最根本原因不在于此。这一点老人家已经给过最科学的定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1946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是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夜。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打了又谈，谈了又打。蒋先生开始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攻下四平后，蒋委员长也顾不得这张老脸了。*的退却，蒋介石更坚定这样一个信念：打败共产党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道中国共产党人还会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吗？以华东地区举例。是时，我华东总兵力超过40万，占各大战区之首。而华东兵力差不多四分之三聚集山东。所以毛泽东曾有言：经济东北第一，军力山东第一。有些人不论何时何地，说起打老蒋，开口闭口敌强我弱，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内战爆发之前，山东我军兵力上占据上风，呈现的是我强敌弱态势。

山东能有这样一种有利我的局面，首先是八年抗战的结果。虽然有许多主力部队去了东北，但兵力大头仍在山东，何况又有新四军不断入鲁。尽管蒋委员长也看重山东，千方百计调兵遣将，但只有海路能顺畅抵达烟台，陆路由于津浦路开战，铁道被断，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挡在山东境外。尽管老蒋向王耀武一再许诺，用飞机运兵到济南，但你可设想，以今天21世纪的中国，在“5·11”抗震救灾中，我军有万余兵力的空运，已经让世人嘱目了。可以想见，当年国民党的空运能力非常有限，杯水车薪罢了，而且还因为有停战协议约束，有时还得“偷偷摸摸”进行。所以在山东境内，国民党军队暂时还怵我三分。

虽然，敌军在兵力上不能占上风，但布局方面我军却是下风，几乎所有城市和交通枢纽都在蒋介石手中。这个原因我前面说了，这是蒋介石启用了“旧部”的结果。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客观地说，国民革命军也是作出了重大牺牲。胜利后的果实，谁都想要，这是国共两党坐下商谈的事。但蒋先生不这么想，力大欺人，胜利之果，他想独吞。众所周知，抗战中国民党且战且退，战线在处在中国的西部；共产党的军队且战且进，战线在沦陷区东部。所以毛泽东说桃子熟了，远在峨眉山的蒋介石想摘桃子，桃子好吃够不着啊，但蒋先生有自己的高招，一是下令日军不许向*缴械；二是让百万伪军重当“马前卒”。　。。

第八章　兴师讨逆（二）

“二鬼子”声名狼藉，纪律败坏，为国人所不齿。但和谈期间，国民党当局又往往把他们推在前面，做一些自己不好出面的“下三烂”的事。当时山东这些伪军兵力相当可观，我看到有这样一个统计：德州王继祥部约14000人；泰安、大纹口宁春霖部约4000人；周村、张店张景月部约9000人；胶县、高密、即墨赵保元部约12000人；枣庄王继美部约4000人。这样粗略算来约有4万人左右。和谈期间，这些伪军部队在国民党指使下，经常向解放区寻衅，如掠夺粮食、摊派苛杂、囚禁百姓，甚至干扰军调处，枪击执行组人员。在枣庄就发生过王继美部将执行组*代表甘重斗打成重伤的事件。

面对反动派倒行逆施，有迎头痛击必要。对于即将来临的全面战争，山东我军是有预案的，陈毅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出过“北攻南守”的战略。即以主力进攻济南、青岛铁路沿线的敌军，而对徐州方向的国民党军则采取守势。对此方案，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起草了一个文件，进一步对反击作战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