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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西方自19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名目繁多的私人基金会，到20世纪的美国逐渐形成一种完备的社会制度。这种基金会，是指“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①基金会的本职就是“花钱”，有意义地花钱，是负责研究并组织实施怎样使积聚的财富最大限度地造福社会。他们倾向于认为，现代个人主义拥有言论、信仰、摆脱匮乏、摆脱恐怖和给予的“五大自由”。财富对于个人不是一切。“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古训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信奉的真理，但建立在古训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支配着人们对于财富的聚散之道。好聚，好散，聚散之间，人生得宽余。几个世纪以来，贯穿于基金会等公益事业的精神，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个人与社会荣枯与共的价值理念。所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区别之一就在这里。

建立在这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个人财富，他们不会考虑如何将财富一定留给自己的儿孙，任何子女也别期望从祖上那里继承多少财富，坐享其成，因为那是一种人生耻辱。人生最光荣的梦想，是自己创业。

曾经位居世界首富的美国人比尔？盖茨，在自己50岁生日时宣布，他将把数百亿美元的98％捐献给社会，三个孩子每人只能得到1000万美元股份和价值1亿美元的住宅。他相信，没有长辈的余荫，子孙的尊严与能力也能得到充分保护。

曾经排名世界第二富的美国人沃伦？巴菲特，在自己的遗嘱中决定将财富的98％捐献给社会公益事业，并且不留一分钱给自己的子女。他认为：“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①

曾经有两个厄瓜多尔人在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厨房工作，2001年“9？11”事件中，他们都不幸遇难了。事后，美国联邦政府迅速成立了“受害者赔偿基金”，对所有遇难者遗属进行补偿，他们的亲人因此可以一夜暴富，分别获得高达百万美元的财富。可是，这两位遗属面对这份意外的财富，都表现出令人崇敬的朴素的财富观。

一位妻子38岁，丈夫不幸罹难后，她和儿子相依为命，蜗居在地下室里。因为三餐不继，加上居住环境恶劣，儿子得了哮喘病，连房租都付不起，哪里有钱去看病。有关部门终于找到他们，并说服他们领到160万美元的补偿，他们依然过着俭朴的日子。她说：“这笔钱是我丈夫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礼物。生活啊，无论灾难还是财富，都请不要改变我，让我还是原来的我……”

另一位是35岁的丈夫，妻子不幸遇难后，孩子仅有8个月大。拿到220万美元的补偿，他把钱全部存进银行，以此作为女儿的教育成长基金。他仍然租住在原来狭小的公寓里，仍然按时上下班。他说：“再多的钱，也无法换回我妻子的生命。她对我才是最珍贵的。”

尽管遭遇人生的残缺，他们却祈祷别让命运改变最初的纯朴；尽管已经一夜暴富，他们仍然自食其力，坚持勤俭地生活。②

中国近代先贤林则徐生平不置恒产，有人劝他积些钱财，使子孙将来生活不致困苦。林则徐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林则徐是相信儿孙自有儿孙福，将儿孙的幸福交给命运。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是相信社会，社会好才是每个人最可靠的保障，儿孙的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

可惜的是，我们这个社会部分进入小康，拥有财富还为时太短，精神心理准备严重不足。奔奔的爷爷奶奶们因为财富而惴惴不安，并将无限的压力转嫁到年岁幼小的孩子身上。很多男孩子因此而承担着过度的关爱和过重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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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家庭，我们宠爱过度（1）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已经施行，并将继续施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孩子生长的家庭环境改变了。一对夫妇加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成为很多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的基本构成模式。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是没有同年伙伴的环境。孩子们没有与兄弟姐妹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经历，也就失去了通过手足之亲学习人际交往的机会。而祖辈、父辈两代人的关爱，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非常易于造成宠爱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