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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搬到成都，周汝昌因为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跟随前往，就回到了老家。“当时天津有个敌伪组织叫新民会，收买了很多汉奸在各地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给他们尽力，我为了躲避他们的搜罗，躲在家里暗室里，外面都堆上木头板子。但是后来还是让他们知道了我躲在家里。没有办法，我只好到了一个小学去教书，推诿他们说有工作。但是在日本人控制下，哪里能够摆脱他们的魔爪？小学课本上的第一课就写着：‘太阳出来了，快来看太阳！（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亡国的滋味，屈辱啊！我和父亲，为了抵制日货，宁可麻烦费事，买东西也要在上海唯一的国货公司三友公司邮购。这些心情，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能体会了。”那段时期，“我跟老师顾随把燕园作为祖国的象征（燕京人从来没有把燕京看成美国的学校）诗词唱和，隐讳地表达我们对日本人的愤慨。我们怀念被日本人占领之前在沦陷区作为中国象征的孤岛燕园，这种心情，当时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啊？”

“燕园复校，我在老家并不知道，沦陷中的人耳目闭塞啊。后来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听说：‘咱们的学校回来了。’我一听，就想：无论想什么办法我也回到学校。那时候我正在天津的一个学校做小职员，因为国民党欠薪，我们跟当局发生冲突，我作为争欠薪的首要人物，第一个被学校开除了。我又是失学又是失业，我跟家长商量：‘我不能再做小职员，这不是我的生活之路。我要回燕园去，完成我的学业。’父亲对我的想法很支持，但是家庭条件困难也是事实，难啊。我说：‘我可以跟我过去的老师联系，我还能争取到奖学金。’1947年秋天，我给过去的老师们写信，说我想回去。他们回信说：你回来我们太欢迎了，但是给你问了注册科，你的学籍过期了，你想来只好再做插班生考试。我一介书生，什么都怕，就是不怕考试。过去我的同学们，有的都已经做了先生，他们看到我的卷子，都笑了。为什么笑？过去我是他们的老大哥啊。我重返燕园之后，之前那一年半的学分还算。看到当时已经做了先生的那些同学，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先生了啊。大家不胜唏嘘。那时我年龄也大了，心情也变得凄凉，经历了八年抗战啊。另一方面，我是悲欣交集，学校复校之后，基本跟原貌无异，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过去的老师很多人都不在学校了，过去的同学有些成了先生。”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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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燕园，物是人非，过去的老师多已不在，昔日的同学今日成了先生，周汝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采访周汝昌之前，记者曾经和周汝昌的女公子通过几次电话，周先生的女公子告诉记者：“父亲看了你谢司徒雷登的文章，提到包贵思，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

当我坐在他的面前，听年近九旬的周汝昌说起包贵思女士的时候，他依然感念不已：

我重返燕园的时候，耳朵已经坏了，她把我安排在座位的第一排，把声音提高了。她跟我说：“我讲课的声调，正常的同学听起来恐怕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为了你能听清，只好提高了。”有一次，包贵思老师给我留了一个作业，针对一篇小说写一个评论，她给了三本参考书，规定了一个期限让我完成。那时我的兴趣已经转到线装书方面了，年轻的我心高气傲，竟然胆大妄为地想把大文豪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我每天泡在图书馆，看线装书，翻译，忙得不亦乐乎。忽然想到老师留的作业要到期了。我记得是在一个下午，我坐在宿舍里，翻出老师给的参考书，拿出我们写作业专用的稿纸，一气呵成，用英文写成了长达60页的论文。写到最后几页，我清华的一个同学到我宿舍看我，看到我聚精会神的样子，不忍打扰，就坐在我旁边看着，直到又过了半个小时，我把论文写完，一字不改。

我把写完的作业折叠号，写上自己的学号：40062。交给了包贵思老师，有一天包贵思上课，临下课的时候，包贵思叫住我：“周汝昌，你周三（具体日期我记得不太清楚）到我家来吃顿晚饭。”到了我如约赶到那天，我一进门，还没有落座，包贵思把我那份卷子拿出来给我看，上面写的是英文的评语：这份卷子所评的值不是一个分数，而是教员的一鞠躬。我感到诚惶诚恐：“我哪里敢当？”包贵思说：“不，你这个paper当得起我的话。”

包贵思女士（）

当周汝昌的英译《文赋》完成的时候，按照惯例，西语系里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报告会，所有外语系的教授都参加。

“在报告会上，我用英文报告了我翻译的过程，包括用的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