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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翰：酒瓶里喝出的史学大家（2）

一则小小的轶事，却可以体现一个学校的精神。遇到这样高明而且有学问的老师，若不是冥顽不化之辈，要想不生问学之心，恐怕也难。霎那间，我忽然对于燕京学子在岁暮之年仍然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有了一份感性的理解。

3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燕大，在美国星条旗的保护之下，虽然令日本人投鼠忌器，但也并非是固若金汤，对燕大心存觊觎之心的日本宪兵队时常不断会到燕京“拜访”。因酒得名的王钟翰，因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战”，上了当时北京的报纸。九十一岁的王钟翰说起这件事，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

“燕京没有关闭之前，日本宪兵队总队住在西苑，统管着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总队的队长华田常常到燕京大学去，名义上是“拜访”司徒雷登。华田去燕京的时候，只带一两个人，不带侍卫队，枪也是掖在衣服里面。司徒雷登对于这种拜访，自然不好拒绝，不但不好拒绝，有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善于处理关系的司徒雷登还会请华田在临湖轩吃顿便饭。餐厅在临湖轩的东头，西头则是司徒雷登的卧室，中间是个比较大的客厅。

有一个秋天，华田到燕京大学，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职员比赛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让洪业先生找到我，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陆志韦先生。我去了之后，那个日本宪兵队长华田摆了10瓶啤酒，并且说不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儿喝！我当时正年轻，心想：打仗我打不过你们，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结果喝了不到九瓶，华田已经塌倒在桌子底下去了。而我还在那里要喝够十瓶。当时在场的老师们表面上没有显露什么，但是心里确实欢欣鼓舞，那个日本人华田呢，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北京一家报纸还为此事做了报道。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的大卡车闯进我们的校园，逮捕了很多师生。我虽然也多次参加抗日的活动，却没有被逮捕，我想，也许是那个华田觉得见了我很没有面子吧。”

4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王钟翰的业师洪业看了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并非纪晓岚之作。这种大好题目，在洪业做来自然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却把王钟翰叫了去，对王钟翰说了他的看法以及思路。王钟翰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发现疑点竟然多达100多处。王钟翰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又是洪业把文章推荐到当时鼎盛一时的《大公报》上发表。

初战告捷，王钟翰“喜不自胜”，呼朋引伴，又到饭馆去“美餐一顿”。后来他把这篇在学术上起步的“第一桶金”拿给另一位他同样尊重的老师邓之诚，不料却引来“一盆冷水”，邓之诚说文章本不必写那么长，只要几条例证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体现了两位大师学术思路的不同，但是对于初治清史的王钟翰，正如严父慈母之于踽踽学步的孩童。

同是在1936年，对王钟翰学术思想起了重要影响的老师是顾颉刚。王钟翰回忆顾颉刚讲课的情景：当时大学课程一般没有讲义发给学生，全靠学生笔录老师的口述。顾先生的两门都有讲义发给学生，用的是白话文讲义，很通俗。但是顾先生讲课却完全是另外一套。所谓讲述，其实并不多讲，几乎完全是抄黑板。从打上课铃开始，顾先生不停板书，从黑板左头写到右头，行书写得很快，约莫四五遍，下课铃一响，课也就结束了。抄板书这样的讲课方式非但没有让学生感到乏味，反而都聚精会神，唯恐下课铃响。原来顾颉刚在黑板上所写的都是他平时的读书心得，对古史的疑问和考辨，大都是学生们深信不疑或视为当然的。“现在突然被顾先生提了出来，大家先是惊愕，继之是兴趣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