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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些英明的政策和充裕的经费,20世纪初美国的科研和大学仍然落后于欧洲。这时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契机。历史没有让美国人等得太久。二战期间,在美国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主任Vannevar Bush的领导下,有六千名科学家机密地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包括影响深远的对原子弹、雷达、解密算法、导弹和青霉素的研究)。二战结束, Vannevar Bush调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战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的报告,阐述他设计的一整套国家扶持科技,利用科技创造财富的机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 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政府有责任支持、资助这个领域。从1940到1990年,美国的研究经费涨了4000倍。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超过380亿美元。
* 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 Vannevar Bush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联邦主义”(Federalism by Contract),其实质就是联邦政府自己不设立研究机构,而是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务交付给大学或私营公司。他与41所大学/研究机构、22家公司签订了二百多个科研合同。美国除了少数的国防机密项目,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都经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提供项目,通过竞争方式下放给研究型大学和其它实验室来操作。
* 引导国防科研产业化。二战时发明的很多技术都有巨大的商业价值,Vannevar Bush 力主由大学(象麻省理工学院的 Lincoln Labs,加州理工学院的 Jet Propulsion Lab)来做这些技术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后经过国防承包商(象波音、Lockeed、BBN)将这些技术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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