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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冈村宁次无非面临着几种抉择：或是中止对冀中的“扫荡”，或是推迟对冀中的“扫荡”，或是按原计划执行。27日夜的会议上，一定有各种意见。最后，冈村宁次作出决定：如期“扫荡”冀中，调驻山东的日军第32师团主力等部队去南方，未从直接参加冀中作战的41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抽调兵力。但尽管如此，对冀中“扫荡”的日军实力，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肃正建设计划从年度一开始就被削弱了。”1942年4月24日——距“五一”大“扫荡”7天。

冀中区领导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区党委书记黄敬、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代主任卓雄等开会，商定了分散人员、搞好侦察等几条反“扫荡”措施。同时，再次向各地委、各军分区发出反“扫荡”的紧急指示。“五一”大“扫荡”后，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他提到的指令，大概就是指的这个紧急指示。其实，此时冀中方面虽已觉察到敌人即将开始“扫荡”，但对日军“扫荡”的规模、作法，并不知晓。

据当年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冀中党政军委员会书记的卓雄讲，在“五一”大“扫荡”前，也就是4月份的样子，冀中区党委几位常委，有吕正操、黄敬、宣传部长张仁槐，公安部长张国坚及他本人等共七八个人，曾开过一个会，讨论形势。从当时的形势看已是“待不住”了，中央和晋察冀军区都有电报，说不要硬拼，不行的话先撤到山区。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卓雄讲，他是主张往山区走，避开一时，吕正操不想撤，并讲了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三四条经验。黄敬没有明确表态，那意思是能坚持下来也好。最后决定再待一段时间看一看。卓雄老人年事已高，他说，会议的准确时间和准确内容都回忆不起来了，但肯定是“五一”大“扫荡”前不久的事情。采访卓雄记录。或许，就是24日这次会议？1942年4月25日——距“五一”大“扫荡”6天。

驻保定的日军110师团对冀西地区发动“扫荡”。

1942年4月26日——距“五一”大“扫荡”5天。

在这一天夜晚，冀中九分区18团一举攻入博野、蠡县两县城，俘伪军、伪警及伪政府人员300多人，打开两城监狱，解放同胞50余人，摧毁两城碉堡工事，缴获各种物资甚多。冀中部队突然袭击敌伪占据多年的县城，给日本人很大震动，当时的日华北方面军编辑的《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称：###“对于我方不断的扫荡，煞费苦心地研究对策，在军事上不见有主动的活动，但在平西、冀西、冀中、冀鲁各军区部署了对冀东的策应，或估计到对冀西的扫荡，而部署了晋西北、太行、冀中的策应。4月27日夜（此日期不确——引者注）对冀中军区的高阳、博野、安国一带发动了全面袭击。这些都是根据第十八集团军的统一命令进行的，其战略倾向值得注意。”显然，日本人非常害怕八路军再来一次“百团大战”，对我各根据地采取的统一行动——尽管规模并不是很大，也非常敏感，可以设想，在27日夜日华北方面军的会议上，18团的进攻，对于坚持按原计划“扫荡”冀中的意见一方，一定是个不小的砝码——连县城这样的大据点都失守了，再不“扫荡”，事态将难以控制。

在这一天，冀中军区变更了密码，日方“此后就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而对特种情报（指无线电探测——引者注）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了。”日本人本已在3月破译了冀中军区的密码，以为稳操胜券。冀中军区忽然改变密码，日本人对此是很失望的。

1942年4月28日——距“五一”大“扫荡”3天。

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下达了对冀中“扫荡”的作战命令。日方文献记载说：“4月下旬，由于华中作战，突然抽调了兵力，而且对冀中地区的特种情报活动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方面军仍然按既定计划决定从5月1日开始冀中作战，在4月28日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下达了作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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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倒计时（5）

1942年4月29日——距“五一”大“扫荡”2天。

日军对冀南地区我军及国民党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一被日军称为“十二号作战”的行动，“为了隐藏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敌人，”特地安排“在冀中作战之前进行。”日本人不仅在“五一”大“扫荡”前利用对冀南的“扫荡”“迷惑并牵制”我方，直至“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