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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到说那句戏言的人，又有田地，又有金银。这样好的机会岂能放过，就下一道紧急命

令。以严重的罪名把他逮捕了。他污蔑基督是一个大酒徒，这还了得，足够构成把他送到火

刑柱上活活烧死的罪名了。后来那人托人疏通，还“献上一大块‘脂膏’，让神父涂在眼

上，也好医治修士见钱眼红的毛病”。这样，才算得到从轻发落，拘留几天后被释放了。

这个故事讽刺了裁判官的敲诈勒索，无孔不入；只是着墨不多，就象作者自己所说的：

“象蚊子那样叮人一口”罢了。但是试想，随口一句戏言，竟可以无限上纲，和洪水猛兽般

的异端邪说联系起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里不是可以嗅出一股可怕的血腥味儿

来吗？再说，在酒店里的一句话，立即传到裁判官的耳朵里，异教裁判所难道是天主教会蓄

养的一头反革命嗅觉特别灵的猎狗吗？

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意味着在天主教会的专制统治下，没有思想

自由，一切真理的探索都被宣判为异端邪说，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历史上的异教裁判所，罪

恶累累，令人发指，岂仅是象流氓般敲诈勒索而已。这本是很值得一写的创作题材，但是在

天主教会还是气焰万丈的当时，这样的题材又有它特殊的敏感性。卜伽丘下笔之际，恐怕很

费踌躇，不能不有所顾虑。

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三个戒指”的故事和绝大多数故事不一样，它的故事背景不

是在当时当地的佛罗伦萨，不是在意大利，也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古时代的非洲；这是

说，尽可能在表面上和作者当前的现实生活的距离拉得开一些，好逃避天主教会的鹰犬们的

耳目。

作者让一个住在非洲的犹太人讲一个故事：一位父亲，为了不厚此薄彼，把三个一摸一

样，不辨真伪的戒指交给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祖传的，是族长的权威的象征，其余两个是

仿造的。但是谁还能说得明白，他拿到的是真正祖传的戒指呢？结论是：

天父所赐给三种民族的三种信仰也跟这情形一样。你问我哪一种才算正宗；大家都以为

自己的信仰才算正宗呢。他们全部以为自己才是天父的继承人，各自抬出自己的教义和戒律

来，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教义、真正的戒律。这问题之难于解决，就象是那三只戒指一样叫人

无从下个判断。

这一段话放在故事中间，无非表明犹太人的回答十分得体，无所偏倚，不落把柄，因此

他用以逃脱了苏丹设下的圈套。这就是一个人情世故的好例子，呼应着故事的开场白，所谓

聪明人“往往能凭着智慧，安然渡过险境”。但是结合到当时的阶级斗争的背景，那么可以

说，作者在这里转弯抹角地呼吁宗教上的宽容。如果无所谓“正宗”，自然也就不存在“异

端”，思想统治，政治迫害，也就失去了神学上的根据。因此实际上，作者在这里隐隐地为

思想自由的权利而呼吁。

就批判精神而言，这个海外故事和《十日谈》其他篇幅其实是相呼应的；但是就题材的

特殊性而言，则全书一百个故事中，仅此一篇而已。作者再没有就同一题材作进一步发挥；

神学批判没有能提高为政治批判，——处理这样特殊敏感的题材，作者还有些羞羞答答。同

样，写异教裁判所的，也只有第一天故事第六而已。这表明作者的顾虑很大，当时历史条件

的还不成熟。这里是教会所设下的一个禁区，作者稍一接触，便不得不回避过去了。

与之相反，作者不惜笔墨，一再用重墨渲染的是一组“修道院里的故事”（或者不如

说，“修道院的内幕”）。紧接在“三个戒指”后面的就是“院长的‘苦修’”——全书第

四个故事：一个小修士犯了色戒，本应当受到严厉惩罚。但是在他低头向修道院长认罪的当

儿，巧妙地给了院长一个暗示：你别装模作样吧，你自己的手脚并不干净，你也犯了同样的

戒律。他终于逃过了一顿责罚。

在“小修女的故事”（第九天故事第二）中，那女修道院院长的形象更其可笑。她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