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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尸体恐怕堆得有四英尺高，两轮马车和载货卡车在尸体上面开过，出入于城门。”

关于通往下关的出口处——挹江门附近的惨状，有个外侨，估计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私下寄往上海的日记体书信中也这样写道：

那天（十二月十五日。——洞富雄注）下午，我抢在那个粗鲁的少佐之前抄近路来到了下关。在城门处遭到了盘问，但因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斯蒂尔（《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洞富雄注）在一起，总算放行。他们俩乘坐原先那艘驱逐舰走了。关于城门的情况，如前所述。我们不得不驱车越过死人之山。那种情景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决不会忘记乘坐这辆车外出时所看到的情景（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

关于德丁记者和马吉牧师等外侨在挹江门附近所看到的情景，藤井慎一也说：“挹江门附近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堆，以致在尸骸上铺放木板，汽车在上面通行”（《“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二八页）。藤井曾接受了山本的同伙铃木明的现场采访，并在影片《南京》中负责录音工作。

这是日本兵在西门外看到的亲身经历之谈：参加攻陷南京城的牧师井之胁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时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映像的证词》中露过面——说，在西门外挖掘了三十米宽的防坦克的壕沟，而这种壕沟已被尸体所填没，马拉辎重车在上面通过。

再举一例。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了南京，当地的汪良对代表团成员就屠杀事件谈了许多情况。其中谈到，在南京沦陷后的十二月十三日的扫荡战，使路上堆满了尸体，第二天坦克车队的履带在那些尸体上压碾而过（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六页）。

山本难道也说这些外侨和日本人就亲眼目睹的事实所提供的证词也都是谎言吗？

正因为是这种情况，所以如铃本二郎记者在光华门附近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坦克，也只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面铺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么会有如此残酷的事？”——这是现实，在日本军当初占领南京时存在过这种情况，而铃水二郎正是亲眼看到了此种情景，才说“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如前所述，铃木二郎在《丸》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证词，但据山本七平说，那全都是伪证。铃木二郎打破了长达三十五年来的沉默，说道：“现在，我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这些‘证词’。”山本对铃木二郎的这种真情企图残酷地否定。铃木二郎并非是一个处于这样困境的人，即：不作伪证，自己就会被问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敢作可能被误解为侮辱民族的发言呢？我希望人们认真地考虑这一点。

“城墙上的屠杀”

又说引起争议的“城墙上的屠杀”问题。诚然，红枪会的战士们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中国兵，也是铃木二郎记者在中山门附近城墙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勇猛精神已为日本军所熟知。山本七平称这个红枪会为红枪会匪（红枪匪），把它的性质解释成“当时中国为数众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装力量中狂热而又盲目的、可以说是‘敢死队’性质的集团……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他们的宗旨是一直‘为战斗而死’，因而也绝对不会成为日本军的俘虏。他们虽有个别人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当了俘虏，但他们手持红缨枪出现在机关枪面前的行动，与集体投降却是不相容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山本七平就是这样看待日华战争爆发时的红枪会的，因而认为他们参加蒋介石政府的首都保卫战或集体成为俘虏，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红枪会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说的那种集团吗？红枪会成立于民国五、六年（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心在河南，从山东、河北（直隶）、山西、陕西扩大到安徽、江苏、湖北的北部地区，发展成为一股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巨大势力。它是农村的一个具有宗教秘密组织性质的武装自卫团，在遭到军阀或土匪骚扰时就起来与之进行斗争。除红论会外，中国北方各省各地区还兴起了同样与秘密结社组织有联系的农村自卫团体，如黄枪会、黑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总而言之，它们可称之为枪会运动。

前一个时期，　有关枪会运动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继问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农民解放斗争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战争》（收录于《现代中国讲座》2《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