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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丝毫没有反省，我感到很遗憾。特别是日本军官鼓吹对中国及其民众的根深蒂固的蔑视，鼓吹无视对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敌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响。对这种影响，可以认为不只是畑大将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恐怕陆军首脑部里的人都没有感觉到。

这里介绍一个著名军官的例子，他曾肆无忌惮地说过瞧不起中国人。

据说，昭和十一年五月，当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新京（当时伪满首都，即今长春——译者）同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中佐举行会谈时，田中参谋竟敢说：

“坦率地讲，对中国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国人当作人看待，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

松本听后，曾在文章中写过；

“不论他说得多么坦率，但我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如此荒谬的看法和如此粗鲁的语言，这还是第一次。想不到让这样的小子操纵着关东军的谋略工作，我不仅感到可叹，而且替日本觉得可悲。”（《上海时代》，中册，第二○九页）

正如松本所说，听到这种粗暴的语言是“第一次”，但蔑视中国人，可以说是军官，从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当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当地了解情况，南京警备司令官中岛今朝吾中将竟敢对他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他如果不极端蔑视中国人，说话就自然不会用这种口气。

再举一个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参加第二十八联队的大前嘉就他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说：

“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致不懂战争的一代·42·和歌山编〔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兵〕》，第一四九页）

在这一编中收录了二十多篇手记，全都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屠杀、拷打、强奸、掠夺等各自所犯下的疯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题为《在野性的那边…

…》，结尾时这样说：

“我未能杀过蝼蚁之辈。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身上兽性的一面，潜伏着难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杀人为游戏而从中取乐。所谓战场，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观利。”

我觉得这时使用这种语言，稍感踌躇。但其实是最出色的。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关押了十年，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神”熏陶下，产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想，　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　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载《新评》，一九七一年九月号）

徐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担任助理检察官，中国解放后，即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犯——包括山冈繁——进行审判时，他担任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和其他两师团长的辩护律师。他有机会去详细查明三个被告当作战犯处理的原因，因而明确说：“他们为什么如此野蛮残酷？为什么公然侵犯国际法规？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敌视中国人民的？我曾详细问清了这些问题。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他们在小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儿童们一样天真烂漫，一旦进入小学，学习教科书，他们中间就开始滋长军国主义思想。‘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已逐渐形成。后来，他们入陆军学校，从事军务。从此，东条、广田等人鼓吹侵略战争的言论就成了他们的主导思想，以至最后狂热地执行军国主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行为》，载《人民中国》，一九八二年十月号记者采访记）

“在这次战争中，当军部处于败北之时，一亿玉碎的思想在他们中间高涨起来。于是，在冲绳本岛陷落时，十六万以上居民与守军共命运，被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