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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首先就改变交通参与者和执法者之间的关系，减少交警和司机之间的矛盾纠纷，会营造一个更和谐的道路交通关系。另外，这种改变还可以向交通参与者和执法者都明确一点：法律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教育而不是处罚，罚款绝对不是普及教育法律知识的好方式。有了更人文的执法方式，参与交通的人反而会更加注重学习法律，加强法律意识，提高自己守法主动性和自觉性。”同时，张金澎律师还认为，“如果罚款，在程序上就会需要很多时间，这必然会增加短时间内该路段的交通压力，而进行口头警告和教育在处理上就会简化很多，这必然会缓解一定的交通压力。”

对交通违章进行处罚，罚款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正确处理处罚与教育的关系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对违章过于宽容也是不行的。除了罚款，还有没有效果更好的办法，值得交通管理部门认真研究。譬如是否可以考虑把交通违章记录纳入到社会诚信系统，使违章记录影响到本人的社会形象，影响到社会诚信，影响贷款等个人经济商务活动，势必增加个人自我约束的动力。再譬如是否可以考虑，对轻微违章虽然不作处罚，但是要做违章记录，要记分，并与驾驶员年审挂钩。违章记分积累到一定数额给予停驶一个月至半年等不同档次的处罚，也能使驾驶员提高自我约束的自觉性。这些做法都比罚款的办法好，驾驶员对处罚免去了“交警罚款发奖金”这类的抵触心理，对处罚心服口服，易于接受。

第二，交通管理仍需精耕细作。

缓解交通拥堵的措施未必都是大动作，未必都要大投入，也未必非要经过人大讨论通过什么法规规章。有时对症下药，采取一个很具体的小办法就能解决一个路段交通的大拥堵。

京开高速公路大兴工业区出口至金星桥辅路的短短200多米，曾经是一个拥堵不堪的路段。特别是晚高峰时，经常二、三十分钟通不过去。拥堵的原因就是因为刚一出高速路口有一处公交车站，有好几条线路的公交车在这里停靠。这个路段本来就只有两条机动车道，公交车一靠站有时就是一长串，一直堵到高速路出口，致使从高速路出来的车辆出不来，走不了。加之在这里揽客的黑车也占用一条车道，又是一停就二三十辆，加剧了拥堵。后来大兴交通支队采取了一个具体办法，就彻底解决了这里的交通拥堵。他们协调公交部门将公交车站按不同线路分别移到了金星桥以南和以西，从此这里不再堵车。公交车站移到桥南以后，因为有了路口的缓冲调节，公交车排长串的现象基本不见了。即使有同时靠站车辆比较多的情况，但由于桥南辅路较宽，又给公交车站留出了基本够用的长度，移站后尚未出现过因公交车靠站停车所造成的交通拥堵。同时，因黑车是跟着公交车走的，公交车移站后黑车聚集也随之移走，因此对这个路段的影响也就不复存在。

在南三环木樨园立交桥东向西方向路北，300米左右的路段曾有三个进出口。刚过立交桥，就是一个从主路到辅路的出口，不到一百米又是一个从辅路到主路的入口，再过几十米又是一个从主路到辅路的出口。这三个近距离的出入口，导致每天晚高峰时主辅路的进出车辆互相交织，往往谁也走不动。经常是要出主路的车辆排起长队出不去，同时又挡住了从辅路到主路的入口，辅路要进主路的车辆进不来。奥运会前，对这三个出入口进行了改造，把第三个从主路到辅路的出口封起来，进出主辅路的车辆不再交叉，这里的拥堵就得到了基本解决。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有些交通拥堵解决起来并不难，就是看用心不用心。解决某些地段的交通拥堵，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应该说，像这样的地方还不少，在这方面还是有潜力的。对每一处交通拥堵，都应该分析具体原因，采取对症下药的办法寻找实在可行的对策。

在这方面确实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做这些事不用太复杂的程序，也算不上麻烦，许多情况下也不用花多少钱，但一个小小的具体措施，就能起到缓解交通拥堵作用。需要的只是相关部门去用心观察，去用心研究，以高度的责任感去积极主动地想办法。

北京道路上的拥堵，很多是由于交叉路口通行能力差和主干道的出入口通行不畅。在不少路口都设有专用的左转弯和右转弯车道，有的仅左转弯车道就有两条。但其中有的转弯专用道车流量并不大。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直行车道排起长龙，拥堵不堪，而两条左转弯车道却几乎空无一车，很长的一段路上空出了一半的路面。在两广路上就有好几处这样的路口。这样，路口的通行能力自然大大下降。如果把这种路口的左转弯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