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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概念的区分，也决定了两者的关系：*与法治彼此分工、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紧密联系。

从*政治制度体系与法律（制度）体系的位阶关系来看，*与法治有三种主要关系：一是上下位阶中的决定关系，二是并列位阶中的互动关系，三是下上位阶中的从属关系。

*政治制度体系与法律（制度）体系彼此间的位阶关系，首先是构成一种“之”字形的上下位阶中的决定关系。在*与法治的关系链中，上位者产生并决定下位者，下位者产生于并从属于上位者。例如，它们的上下关系是国体和政体产生（决定）宪法——宪法产生（决定）立法（权）制度、行政（权）制度、司法（权）制度、法律监督（权）制度等国家政治（权力）制度——立法（权）制度产生（决定）法律，行政（权）制度产生（决定）法规和政府规章，司法（权）制度、法律监督（权）制度产生（决定）司法解释——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司法解释产生（决定）各种各种具体制度。从我国新*主义革命的过程来看，人民*革命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因为“*运动推翻了专制君主；建立了宪法；建立了选举体制；通过了限制国家权力、保证人民权力的法律……通过改革土地所有权、改变继承法、对富人征税、建立福利体制而力图重新分配财产，要给出所有相应的制度”。但是，在宪法制定以后，我们似乎不宜笼统地、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保障”，因为宪法确认并产生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确立了一系列宪法原则，宪法成了社会主义*与法治的基石，*与法治的关系走上了社会主义宪政的轨道，成为“宪法决定*”的模式。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民主与法治（9）

其次是构成一种并列位阶中的互动关系。“*与法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宪政轨道、实行法治和依法治国的条件下，*与法治的“之”字形关系发生了转变，变为以宪法为基础和中心的*政治体系和法治体系，法治与*并驾齐驱，与*形成一种并列互动的位阶关系。例如，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国体、政体、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内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确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宪法上获得了合宪性的直接依据；另一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这就在社会主义宪政框架下构成了国家政体*与法治宪政的互动关系。

最后是构成一种倒“之”字形的下上位阶中的从属关系。在这种位阶关系链中，下位者由上位者产生，受上位者支配，从属于上位者，与“之”字形的上下位阶关系相比，这里形成的是一种倒“之”字形的下上位阶关系。在*与法治的下上位阶关系中，“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保障”的说法依然难以成立。例如，在选举法、选举制度和选举行为的具体下上位阶关系中，选举制度来自于选举法，选举法是选举制度产生的前提和依据，选举行为则依据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做出。选举法是选举制度的保障，选举法和选举制度则是选举行为的依据和保障。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与法治是存在位阶关系的，在某个具体特定的上下位阶关系中，社会主义*可以决定和保障法治，而在另一个具体特定的上下位阶关系中，社会主义法治也可以决定和保障*。在两者的并列位阶关系中，两者相互决定，相辅相成，相互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作为执政党与*法治的关系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从总体上来看，在新*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被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法制所否定，被其法律宣布为非法政党，要从政治上、军事上甚至共产党人的肉体上予以铲除剿灭，因此在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体制下，绝没有共产党的*、权力和权利可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现争得人民*的革命目标，必须用军事和政治等革命专政力量，彻底打垮国民党武装力量，砸烂其国家机器，废除其“伪法统”。在列宁看来，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