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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成脑子里奇怪地变成了一片空白，与六六年秋天离开北京时的豪情满怀相比，完全成了两极端，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极其渺小。

见骨瘦如柴、但全身完好的儿子回来了，母亲高兴得脚下生风，开头那几天，草鞋都暂且不打了，成天进进出出忙碌，精心地筹办一日三餐，猪肉或鸡鱼，是对儿子每顿必有奉献（不知她去哪儿买的肉票，也不知要为儿子奉献到哪一年），而且烹饪方法顿顿力图翻新，尽力给儿子补养身体。

她不敢对儿子问长问短，更不敢过问儿子今后的打算，生怕又把儿子惹烦了，只是惟恐节俭地大肆挥霍着这两三年积攒下的微薄积蓄。她认为；这点钱本来就是儿子没在家吃饭而省下的；现在终于有机会仍旧花在儿子身上了。她好象要哺养儿子一辈子。

儿子没心思回生产队，母亲高兴，她盲目地希望儿子不再去那遥远的乡下当农民，更不要再*了，窃望儿子将来就在城里找点零工干过日子，城里不少没工作的人，不就是干零工一辈子供家养口的么。她还打算，末了再去借点钱添上，给儿子制一套新衣裳。

平安地过了两个月，黄成开始在街上露面了，有时是买菜，有时是看街边的大字报解闷。群专部的人碰见他，或者老远就移开目光，或者假装无意地略微绕道，或者仿佛根本不认识他。

他回来后不久，林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便转移到林场总场附近的一个镇上去了，而且又严管起来，所以，那些泸州知青他一个也没碰见，这倒也省了一些嫌疑和麻烦。

在街上敢于和他打招呼或聊上几句的，几乎全是与他个人私交较好的、联派的同学，而且多半是从生产队偶然回来的，大家都上山下乡了，没什么派性成见了。

黄成碰见过一次吴玉兰的父亲。那永远善意谦笑着的老人，迎面看见黄成后，高兴得眼睛一亮，更明亮和气地微笑着，停步等候黄成。

老人想从黄成口中打听点女儿的消息，他以为黄成刚从外面回来，或许能知道一点女儿的情况。

女儿每个月按时来一封信，总说一切很好要爸妈放心，具体咋个好法却很少写。

这次已一个多月了，女儿还没来信，他很着急，担心有什么事。

黄成佯装淡漠地转过脸，没看见似的走过去了，面对陈营长的这个“老丈人”，不知该怎么应对，更不知他要干什么，索性敬而远之。

黄成在城里已孤寂地熬了两个多月，越来越烦闷。他惊奇地发现：一个人真正的家，原来竟是他的户口和要赖以糊口谋生的所在地，否则，哪怕是在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里，哪怕在亲人身边，时间长了，心里也没根没底。

可是他又不想回生产队。经过这段时间的风雨后，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和志向，已于不觉中消失殆尽，而且，他直觉得群专部在放长线钓大鱼，在等待自己的可疑举动，说不定出城就要被抓，那就更麻烦了。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是被捆绑抓出来的，回生产队去已没脸面了。

他开始后悔：不该听助教的话赶回来，应该到前线去，今后和红派大队人马一块儿光彩地打回来，就不至于没脸面回生产队去了。

家里呆不住，又不敢太自由地在街上闲逛，象从前那样在邮电局的报栏前打发时光么，也太抛头露面了，于是，他相中了新华书店。

经过“破四旧”的提炼以后，书店里书，是非常地精华了，只有马、恩、列、斯、毛的伟大著作，《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京剧样板戏的剧本，《赤足医生手册》，《稻田养鱼法》等等。

这就太好了，使卖书的和买书的都很安全，不买只看的人便更没危险，所以，在书店里，只要有字的东西，黄成都看，去努力理解，去消磨时光。

为防群专部突然收线抓他，他不仅随身带着助教的信，在店内还尽量离门口远一点，以便有个思想准备和有时间表示配合，少受皮肉之苦。

那天上午，书店里，在最靠里的书架前，他费劲地理解着《联共布党史》﹙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店员，正坐在柜台里的办公桌旁，边磕着葵瓜子，边小声地聊天，八、九个逛书店的人，在店里四处翻书浏览。

忽然，店门外大街上热闹起来，有人奔跑着喊：“来了来了！”

除了黄成，店内的人全纷纷往外跑，口里也跟着喊：“来了，来了！”

原来，所有正常公民都知道今天要枪毙犯人，不知怎么搞的，就黄成这个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