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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并加评论中说，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四记依次是：《搜书记厉》《焚书记烈》《删书记酷》《编书记疏》，外加《赘记》即结说一节。全文从无可辩驳的第一手档案材料入手，褫其画皮，现其原形，通篇感慨浩劫，体重思精，对知识界、读书界、青年界大有开智识、振元气之效用。

在《搜书记厉》中，陈先生指出从清初到乾隆，文字狱一代酷于一代。清初是大肆的肉体屠杀，扬州、嘉定、金华、济南……血雨腥风，阿鼻地狱，政权稳固后文网繁密，进一步*汉人的文化自信心及文化反抗运动。开始下诏，条件优善，然而效果不理想，征书受挫，乾隆立即做出慈祥的样子大加宽慰，百般体贴，什么“记载失实，固所不免”，“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这恐怕也是古今屡见的引蛇出洞的手法。先引诱，后威胁，重点放在江南，直至下诏的第二年发出最后通牒，紧接着又列出黑名单，看出乾隆早有腹案。陈先生分析道：“乾隆并不曾把汉人看作同满人一样的中华民族，因而也并不在乎汉民族文化的保存，如果汉文化威胁了满人的统治，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或破坏这文化的。”针对皇帝步步紧逼的征书命令，陈先生说：“图穷匕见，寓禁于征的用心，至此已告大白。”这当中，乾隆树立了征书地方官先进典型，为仿效的榜样，随后又加罪将其打倒，涉及在案者斩决，“妻、媳给功臣为奴。”陈先生指出这场搜禁“运动”，比编纂《四库全书》的时间长得多，“乾隆对于查禁书籍的兴趣，远比编书要浓厚得多，其查禁的手段也比历朝帝王（包括秦始皇在内）狠辣得多”。

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2）

章太炎先生的《哀焚书》认为，金、元以外族入主中原，其毒滔天，然“未敢以去故籍以腾奸言也”，到了乾隆，“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督佗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烧书之详情，见陈先生《〈四库〉四记》之第二节《焚书记烈》。此节指出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放开手脚，大烧特烧，一类是明人著作，多抗清内容；“一类是当代人著作，主要是不驯顺，不合作，不甘心做奴才的文字”。铲除的办法，又靠两种制度，即书籍送检和鼓励检举揭发制度，并且乾隆信不过地方官，把书籍书板通过长途运输送到北京销毁，其奸凶一至于此。陈先生引出乾隆极为情绪化的批示后说：“有了这样的批示，下面的查办自然如狼似虎了。”其中对不少著作的穷搜迫查已类近现代非常严密的刑事侦案手法，延续了19年的焚书运动，陈先生有逐年的详尽细致的统计，“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4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余种，所焚书的数量竟与之仿佛，这是相当惊人的”。在《删书记酷》这一节，陈先生同样以无可辩驳的资料，并引鲁迅、陈登原、傅增湘、任松如诸学者关于封建王朝戕贼中华文化的论证来说明“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皆振古所无有”（任松如语）的事实真相。在陈先生的精密剖析论证中，昭昭可见乾隆帝的虐待狂心理。虐待狂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狂，乾隆帝的祖宗有此癖，“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康熙帝以*为法制”（章太炎《讨满洲檄》）。秽闻载满史籍，至乾隆帝则将虐待心理导向另一极端，即超出自我防卫式的攻击行为，而表现为控制要求，其烧书、搜书、删书、杀人的凶残，大大表明他要求绝对控制对手的心理投射，迫使对方丧失自卫能力而不断受苦，他则在对方的无助哀号中取得刺激虐待的兴奋。《〈四库〉四记》中之密集材料，详尽分析，可为明证。

封建专制者以国家为他的私产，以人民为其刍狗。文化断裂澌灭，人民憔悴沟壑，摧毁一个民族固有之文化典籍而窒息其活力，意在断灭其记忆而行愚民之诡道。乾隆修《四库》秽德昭彰，今之炒作、抬举、颂祷者又是何居心呢？陈四益先生问道：“《四库全书》的编纂距今不过二百多年，搜书、烧书、删书的惨相连许多学者也已忘怀，相反倒在不厌其烦地颂扬乾隆的功德，这实在令我惊异感伤，以这样的速度遗忘，历史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教益？”

在这篇长文中，陈四益先生且述且评，痛心疾首，精见迭出。他总结说，“这是惊人的文化犯罪，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难，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能对文化进行的摧残，乾隆无所不臻其极”，今之歌其功，颂其德者，“对这种残暴的罪行健忘如斯，实在令人骇异”。乾隆的父亲雍正帝（清世宗）就曾做过一部《大义觉迷录》，力图消除中国固有的民族思想，书中颇引中国成语典故装出亲善面目，很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