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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问，“五月？夏日？”

“错了。给你个提示，你想想，五月里乌克兰有什么花开放？”

“铃兰？鸢尾？矢车菊？”他仰头望着天花板，猜着猜着就开始胡说八道，“向日葵？”

酒精在身体里渐渐发散，我感觉到飘飘然的愉快，不禁大笑，“不对，再猜。”

“难道是玫瑰？”见我点头，他伸出手抚摸我的面颊，带着一点醉意，“美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我有点儿不安，略略侧身避开他的手，“安德烈，你醉了。”

他依然固执地抚着我的脸，“玫，能否允许我说爱你？”

我站起身，“我累了，对不起，我想回家。”

安德烈一怔，随即明白我的意思，脸上分明有受伤的表情，放下手臂看我很久，才召来侍者结账，我抢着付了钱。

喝了酒不能再开车，我们在酒馆门口分手，他没有说送我，也没有说再见，一个人默默走开，我想他是真的醉了。

我明白这样对安德烈不公平，失去他的友谊我也很遗憾，可我心中渴望的那个人，并不是他。

那晚之后，我喜欢窝在他坐过的地方，细细回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细节。虽然知道他是令维维伤心的人，可是我管不住自己的心。

马路上人烟稀少，我皱着眉头拉紧大衣，慢慢往回走。脸上不时感觉到冰凉，原来又下雪了，硕大的雪花从天空缓缓飘落，柔软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抬起头，鼻子不禁隐隐发酸，想家，也想北京。

奥德萨地处乌克兰南部，因为喀尔巴阡山脉的阻挡，不会经受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没有北京街头凛冽的寒风，但有整整三个月的冰雪覆盖期，一场大雪接一场大雪，直到来年三月，方可冰消雪融。

这里的冬天，触目皆白，是让人倍觉寂寞的冬季。

进入十二月，西方圣诞的气氛一日浓似一日。说它是西方圣诞，因为乌克兰以东正教徒居多，而东正教的圣诞日是元月七日。

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离放假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学校的气氛已经逐渐松弛。平常人满为患的琴房，一下子冷清了好多。我抓紧机会练琴，每天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自从万圣节过后，彭维维很是消沉了一段日子，独自在家里孵了许久。很多次我从学校回去，都能看到她蜷缩在客厅的沙发里，对着电视机发呆。电视里有时候播着新闻，有时候播着综艺节目，没有声音，只有屏幕上忽明忽灭的蓝光，映着她表情呆滞的脸庞。

直到最近两个星期，她才象缓过神来，恢复了常态，又重新开始她花枝招展的生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赴不同的约会。候在楼下等着接她的座驾，从奔驰到保时捷，几乎没有哪天重过样，简直象世界名车秀。但是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辆黑色宝马。

找个机会我小心地问维维：“后来孙嘉遇找过你吗？”

她本来还笑吟吟的，一下翻了脸：“以后少在我跟前儿提这个人。”

我十分难堪，但也知道自个儿多管闲事，有点儿过分，即刻噤声，并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和她提起任何与孙嘉遇有关的话题。

这天在学校，正和同学兴致勃勃商议假期的去处，有女孩儿跑来告诉我，“亲爱的，有位英俊绅士在门外等你。”

我以为是安德烈，从上次酒馆分手，他有将近一个月没和我联系了，于是披上大衣高高兴兴走出去。

在琴房的门口，背风处站着一个穿黑色长皮大衣的男人，门前路灯的光晕透过灯罩射下来，如同舞台上的聚光灯一般笼罩着他，贴身剪裁的大衣款式，明明白白勾勒出宽肩细腰的V型身段。

我迟疑地放慢脚步，这不是安德烈。安德烈是个纯朴的男孩，穿着举止仍象大学男生。而这位，只看背影，都知道是个风流人物。

我站住，可是方才的脚步声还是惊到了他，他转过脸，侧面线条如同完美的雕刻，眼睛更是黑得象寒冬的夜色。

这人竟是孙嘉遇。我的心开始怦怦乱跳，是意外，也有点小小的窃喜。

“你好！”他笑咪咪地招呼我，“我来讨债的，你没忘记欠我什么吧？”

在他面前，我轻而易举就变得笨嘴拙舌，一向的伶俐消失得无影无踪。维维的警告言犹在耳，但吃顿饭应该没什么吧？何况我确实欠着他的人情。抗拒再抗拒，最后我还是乖乖地跟着他上了车。

他带我去的地方，是一家私人俱乐部。叶卡琳娜二世时的古老建筑，温暖的帷幔和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