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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了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

4月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出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改变造舆论。

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我们决不能有半点的麻痹和大意。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份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2。5　别动队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要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复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