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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对于贺龙早期辗转起落的军旅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人们回忆他光辉的战斗历程，一般都认为，“贺龙同志是两把菜刀起来闹革命的”。

2　追随共产党之谜

在南昌起义以前，周恩来与贺龙曾有过一次重要谈话，然而，贺龙决一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起来，决不是一次谈话的结果。对此，彭真有过中肯的评述……

2。1　关于“主义”的争论

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以来，贺龙逐渐认识到，平均地权在中国难以实现，三民主义并非良策，为了拯救国家、民族，需要另寻真理。

1920年，贺龙的部队驻防桃源，这时，他已升任为梯团长（后称湘西巡防军剿匪游击第二支队司令）。炎热的九月，他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个留日学生。

与贺龙早就相识的叫陈图南，是贺龙的同乡，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奉孙中山之命回乡策动讨袁，曾与贺龙组织过湘西反袁暴动，后去湘军部队供职，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

另一个是方汉儒，陈图南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湘南宝庆（今邵阳）人，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

这两个人的到来，给贺龙的司令部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

贺龙向来好客，因此，他们在贺龙处留连两个星期。二人喜欢辩论，每天都大谈“主义”，各执己见，争执不下。

这时的陈图南已不大讲三民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也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又主张取消这个，反对那个，认为将来的中国，要废除国家，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

方汉儒信仰马克思主义，向贺龙介绍社会主义。他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收了大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土地，消灭了俄国沙皇政权，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已经是由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了。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的，一旦中国的广大工农觉醒，一定是会走俄国列宁十月革命道路的。他还向贺龙讲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情况。

这两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了贺龙的深思。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分析比较，他得出了“还是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结论。他后来说过：“当时，我听谈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时，我听得条条有理，实实在在，有根有据，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那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很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在注意找共产党。”

的确，方汉儒讲的社会主义的道理，象磁铁般地吸引着贺龙。他请方汉儒天天给他仔细讲解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和一些进步书籍，专心聆听之后，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贺龙怀着极大的兴趣询问：“世界上有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政党？”

得到的回答是：有，国际党（共产国际）。

从此，贺龙在中国寻找国际党，开始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三人桃源会面后，方汉儒回到原籍，贺龙念及旧情，留陈图南当了第二支队副司令，以后又当了参谋长。

二十年后，贺龙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在延安过五十岁生日时，回忆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中，特别提到了陈图南和方汉儒，认为这两个人“对我很有帮助”。

建国初期，他回忆在桃源时，陈图南、方汉儒曾提醒他：“方卿兄啊，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稳当，党如同行路时的指路碑一样，有了党才有方向。”

那时，他们二人所说的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国际党”，这使贺龙在初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便认准了“国际党”。

2。2　“我的路子走对了吗？”

1923年11月，贺龙被任命为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后经孙中山改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这年，贺龙率领部队在四川与北洋军阀及其四川地方势力反复激战三年，结果，讨贼军以失败而告终。讨贼军内部的高级将领之间开始纷纷争权夺利，互相吞并，他们见利忘义，不惜背叛孙中山。这些使贺龙陷入了迷茫之中，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思考了。贺龙请来了他的朋友和参谋刘达五。刘达五是黔军总令袁祖铭的参军，与贺龙交情甚笃。当时，袁祖铭在一些军阀的拉拢下，对熊克武展开激战，刘达五深感袁祖铭走错了路，在劝说无效之后，决定到广